首先我想引述一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人的分类。柏拉图按掌握真理的多寡，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是掌握真理最多的人，是人中的精英，柏拉图称之为“爱智慧的人”，“爱美的人”，“诗人”，“缪斯的追随者”，“爱者”；第二等是守法的王者或军士长官；第三等是政治家或商贾；第四等是运动员训练者或医生；第五等是占卜或祭祀；第六等是诗人或模仿艺术家；第七等是工匠和农人；第八等是智者或蛊惑人心的政客；第九等则是人人痛恨的僭主。 显然，上文中出现了两种“诗人”，都冠之名曰“诗人”，但二者在柏拉图的心目中的地位却是云泥之别：一种是最高等的，最智慧的，享受最美好生活的“缪斯的追随者”；另一种却是处于较低贱位置的下等人。与之对应，在《理想国》中也出现了两种诗人。谁是“诗人”？被苏格拉底贬斥的荷马是，贬斥荷马的苏格拉底是，创作出贬斥荷马的苏格拉底的柏拉图也是。而前者显而易见是所谓的第六等的诗人，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自己则是“缪斯的追随者”。这样区分以后我想文初的一部分疑问就解决了。如上柏拉图对“写诗的人”是有两种分类的，崇高的“缪斯的追随者”与低贱的“诗人”。而他赞美的是前者，贬斥的则是后者，其中并无矛盾。接下来我想进一步分析这两种人的区别即他们柏拉图眼中如此地位悬殊的原因。

首先，本节中提到“诗人”一词默认指代“低等的诗人”。在《理想国》第十卷开始苏格拉底就说了“这种艺术（诗歌）对于所有没有预先受到警告不知道它的危害性的那些听众的心灵，看来是有腐蚀性的”。 然后表示“虽然我从小就对荷马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 但“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 接着就对诗人与诗展开了激烈的抨击。
其中第一个理由就是诗歌是不真实的。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他论证这一观点的过程。苏格拉底首先重申了他的“理念”的理论，即“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 然后举了家具的例子，即虽然有许多的床或桌子，但却只有一个床或桌子的理念。然后他提出了一种匠人，说这种匠人是万能的，能够制造一切用具一切植物一切动物以及他自身，甚至能制造天地诸神天体和冥间的一切。但这种匠人在现实意义上当然是不存在的，但苏格拉底指出如果你愿意拿着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就可以做到，但这样创造出来的既不是事物的本质，即理念，又不是实在，即真正的万物，而只是实在的影子。接下来他以床为例，论述了画家是列于创造自然地床的神、制造实在的床的木匠之后的床的影子的创作者。而这种和自然隔着两层的作品的制造者均被称作模仿者。显然按照这样的定义，诗人也属于这个行列，即“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 接下来他又强调了因为诗人模仿的甚至不是实在的本身而是对影像的模仿，因此“模仿术和真实的距离是很远的”。 接下来苏格拉底进一步开始考察悲剧诗人以及其领袖荷马。苏格拉底一贯以追求和掌握真理的程度判断人的优劣，这里也不例外。他认为，如果诗人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他就一定宁可献身真的制品而不是模仿。他以荷马为例，说明了诗人虽然想谈论战争指挥问题城邦治理问题和人的教育这样的最重大最美好的事情，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智慧，也没有美德。

接着苏格拉底再次以画家为例，说明这些模仿者对自己的模仿的优劣既无只是也无正确意见，所以他们创作的东西只是看起来美，“并非生的真美”， 再次重申“模仿不是和隔真理两层的第三级事物相关的吗？” 最后通过结合已经论述过的人的心灵的不同部分的观点，因为模仿术与信赖度量和计算的心灵的最善部分相悖，所以苏格拉底得出了以下结论：与诗歌相关的是人心灵的低贱部分，而诗人所运用的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而到此，对诗人和诗的控诉也就自然转向其的另一大罪状了：诗激发非理性，败坏理性。 最后苏格拉底控诉了他认为的诗歌的最大罪状即：“它甚至有一种能腐蚀最优秀人物的力量”。 他自己也说了：“当我们听荷马或某一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受苦，长时间地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你知道，这时即使是我们中的最优秀的人物也会喜欢它，同情地热切地听着，听入迷了的。我们会称赞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 但也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诗歌的这种魅力是好事，或者把之称之为蛊惑力可能更合适。

苏格拉底认为舞台演出时诗人满足迎合我们心灵的软弱的非理性部分，对戏剧人物的怜悯使观看者自己得到发泄。但这种怜悯在苏格拉底看来无疑是洪水猛兽，因为“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驯服了”。 而诗歌的这种腐蚀效果可以推之心灵的其它各种欲望和苦乐适用。即言诗歌给非理性的感情浇水施肥，导致本来应该由理性统治的非理性反过来统治了人的心灵。而这恐怕是苏格拉底认为的最糟的事情了

而关于第一等诗人，即“缪斯的追随者”柏拉图在谈到爱时曾说过：“爱是这样的聪颖，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能在人们的心里点燃诗的火花……爱是一位诗人，精通每一种包含创制的技艺”。 以爱之名，哲学家和诗人共同的名字就是“爱者”。只有一个“爱者”，才能坚定而永不倦怠地追求真、善、美。也只有一个“爱者”，才能兼有哲学的理性与诗的激情，而又能用理性来驾驭这种激情而不使之沦为低等诗人所激发创造的非理性的情感。在“爱者”这里诗与哲学之争消解了，它们成为“爱者”达到探索世界表达自我这一目的的两种不同语言，和谐共存，它们的结合显示了神迹创造了奇迹。
而关于“爱者”的诗是怎样的苏格拉底给出了一个较狭隘的答案。即“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

概而述之，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两种诗人的理念，一种是他所贬斥的以荷马为代表的那类诗人；一类则是他所推崇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爱者”。而诗与哲学之争也在后者那里其实已经消解了。

因此，站在哲学的角度，我可以对林奕含第一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是的，艺术（诗歌）本质上就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更进一步说，当艺术（诗歌）远离哲学的指引时，当美远离真与善时，当文不载道时，它就只是纯粹的巧言令色。——摘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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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文学归根到底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是中性的。要看使用它的人用它来干什么。就像菜刀，它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文字，文学是不是巧言令色就如问菜刀是不是有罪一样，本身就是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