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黄氏一族，寻根是为明祖
2016-03-07 黄天柱/黄剑岚 泉州紫云黄氏五安总谱编委会
泉州是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唐、宋、元时期，为世界海交贸易大港，是海上“丝瓷之路”东端的起点站，与东南亚诸国的密切交往有1000多年的历史。她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现散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泉籍华人达700多万人。宋代之始，台、澎、金之地均属于泉州府的辖区，明清时期，大批泉人渡台开发，今台湾地区人口中，有50％以上的祖籍在泉州。
据敦煌遗书残卷和北宋乐史《太平环宇记》所载，·自唐贞观前期至五代时期，“泉州南安郡，黄姓为五大姓(黄、林、单、威、仇)之首。”吾祖黄守恭公(629—712年)，初唐在泉州广营蚕桑业，开泉州丝织之先河，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唐六典》卷20、《新唐书》卷41《地理志》，都有记载唐时泉州丝绸为全国第八等和纳贡丝绸的资料。

守恭公博通经史、擅长诗书、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史称“郡儒”、“长者”。唐垂拱二年(686年)，舍宅及田庄建寺(今开元寺)．闻名于海内外，分派五子经、纪、纲、纶、纬开拓五安(今之南安、惠安、安溪、同安、诏安)。守恭公开派紫云五安黄氏至今历1300多年，族人遵公《示儿诗》开拓精神之遗训，凭泉州的优越条件和长期的海外关系，向外布迁，其子孙遍于江、淮、浙、赣、两广、闽台和东南亚诸国。
紫云黄氏开派以来，簪缨继世，英才辈出，均受于祖泽之余荫。同科文武状元、榜眼、探花均有其人，帝后公侯、高官显宦、难以胜数，蔚为东南之望族，然为何海外很多紫云黄氏宗人却未能尊奉守恭公为始祖?可是分布在闽北山区，与紫云五安派毫无族属关系，且无海外和台、澎关系的邵武禾坪黄氏，其祖峭山比守恭公迟300余年，相差16代之多的孙儿辈，为何闽粤和东南亚各埠的紫云黄氏宗亲却尊其为祖?此事使笔者深感困惑，虽有寻因之心，然数年未果。
《紫云黄氏大成宗谱》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其同安房裔孙黄文炳续修过，然散失于倭患清初官兵攻打明末英雄郑成功之战和迁界的战火、劫掠、流离之中。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由分派于浙江温州地区的紫云惠安房、同安房，23世孙志道、志超，24世孙亨慷、亨两，25世孙道匡、道拱等19人共同倡修。由衢、开25世孙邑增生道瑶、道书、23世孙志锡、25世孙道五仝编修，23世孙志钗、24世孙亨敏协修，福泉25世孙道睿参校仝谨志。其《新修谱序》中曰：“自明成化丙午年(1486年)，修于司礼监少监 公至嘉靖已亥年(1539年)，孝廉愈泰公续辑之，于今历二百余年矣。世远年湮，坠绪茫茫，几乎莫续。”然而道光谱泉州存本不多，经过160年沧桑变幻及毁于“大跃进”、“文革”之时，至今仅见局部残卷零牒而已，而各支之谱所存亦非完整。

清末民初期间，黄搏扶、黄奕住、黄仲训、黄仲涵、黄秀娘诸宗贤，却忙于修缮《檀樾祠》、《开元寺》法堂、东西两塔和守恭公墓庵等工程，无暇顾及修谱之事，所以欲窥吾紫云谱牒之全貌是有一定难度，这也可能造成闽省黄族非紫云派的有些张冠李戴的人混淆族源的原故。
在清末民国初，因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广大紫云派裔孙．他们多不明自己的宗族血缘世系，而此时的邵武禾坪黄氏峭山公派恰好到南洋募捐，并带有禾坪的族谱，把很多失谱的紫云派宗支错误地收集到其派下，在海外这就造成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因和错认宗亲的混淆状况；并由此而引起一系列黄氏族源支流内部复杂矛盾的因素。
在“正本清流”的原则指导下，我们深入研究在南洋黄氏各谱牒，发现有紫云黄氏蒙冤受骗的宗史，必须大声疾呼彻底予以澄清还我紫云派本来的真面目，错认祖宗那是对历史的无知。对前代过去好心办错事的人也不能苛责，但希望他们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勇敢地去更正。
由于不明宗史的情况，我紫云派有许多海外宗亲，错误地误认祖宗这并不为怪，但在既明确祖源的情况下，盼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抛弃错误的始祖，而重新返回正确的始祖，这才能符合安慰祖宗在天之灵。
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1986年8月30日，以政府的名义颁发的文件，1993年7月10日的《福建日报》上，1993年9月出版的新编《邵武市志·人物传记》及1997年12月出版、黄燕熙主编的《黄氏通书》之中，公开造作黄峭山是“著名紫云黄氏的开基始祖”，并在邵武市建“紫云大厦”，以混淆视听。紫云黄氏宗亲曾善意地向邵武黄峭山后裔联谊会提出公开纠错的理由，当时而有人却说：“这是政府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人。”政府名义颁发的文件，来源于邵武黄峭山后裔联谊会提供的“资料”。

这里谈及的“政府”，即指邵武黄峭山后裔联谊会所称的邵武市人民政府，这里有个起码的宗史源流所属的知识。紫云黄氏的发源地泉州市，其分派南安、惠安、安溪、同安、诏安，乃至浙、赣、江淮、两广、台湾等地，分布跨区跨省，邵武政府能管辖得了吗?是邵武政府能定的事吗?这强加于人者是谁?岂不一目了然。任何人违背历史真实而又把错误“强加”于政府，是很难令人苟同的。市志是地方文献，以其实事求是取信于民，倘若因姓氏源流记述之失误，那是势必使该部志书失信于民，如已出版，提供失实的史料者是犯下无法遗补的错误，这给志书的真实性造成悲哀。况且，当前有一条很好的政策，即“有错必纠”，把守恭、峭山派衔接错了、依据历史事实，还其历史真貌，是必然和应该的，若抱其错误，篡改历史，那是欺骗当代人，贻误后代人，是不会受到守恭、峭山源派之后代欢迎和赞同的。
1999年11月间，泉州江夏紫云文物修建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奕恩与笔者，应邀赴菲律宾依莎迷拉省郊亚鄢市，参加菲律宾江夏黄氏宗亲总会第2l届全菲代表大会洎北吕宋区分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受到总会和分会正副理事长、顾问和全体宗亲代表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并在大会上发言。嗣后，我们在菲京马尼拉，三度走访菲黄总部时，均受到理事长、顾问和理事诸宗长的欢迎和款待，洋溢着亲情厚谊。并承蒙赠送《(上辑修订补编)江夏黄氏大成宗谱》，我们甚为宝之。

在披阅菲黄修编的《江夏黄氏大成宗谱》时，发现署有“福建龙岩黄廷纶，，所撰的《江夏黄氏大成宗谱补编书后》一文，虽然他是站在扬邵武禾坪峭山派，贬紫云派的立场上，但却记有《禾坪黄氏族谱》流传闽粤和南洋诸国的情况。其文曰： “民国十一年，有赣边裔孙道传取道邵武南来，在榕垣谒见培松宗翁。时宗翁正与仲涵翁等，筹建厦门黄氏宗祠。而族谱因明末倭祸无存，及道传君袖出手抄本《大戍宗谱》(即《禾坪黄氏族谱》)一幅，为之大喜过望，即请君手录数本备用。又为之备函南洋各岛宗亲，以广号召。盖筹募重修(峭山)祖祠祖坟等事，费用巨大，非众擎则不易举。道传君所经各埠，宗亲得阅手抄本，如获拱璧。培松宗翁即在厦门翻印数百本，以赠送海外出钱出力之宗亲。”
1970年间，黄廷纶代为修订流传南洋的《邵武禾坪黄氏族谱》，虽对黄培松、黄道传的所作所为也简略谈了原由，但毕竟是第二手资料，恐真正原因不只于此。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伟功先生号召纂修宗谱和研究宗史，应实事求是，“正视历史，珍惜史料”，“一切凭史料，宁缺勿滥”，“有错必纠，有讹必改”，“为祖先后人负责的精神，勇敢站出来，作《解铃人》，(《林氏研究，源流研究必须正本清流》)。
省第二届黄乃裳黄乃模学术研讨会也说：“在研究宗史中，必须坚持：“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相互理解，去伪存真，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能以大压小，以多压少，以拉客形式去扩大宗支……”所以我们应该要真正做到正本清流，澄清血缘关系，方无愧于先祖后人。

为获取民国前期散布于南洋的禾坪黄氏原谱，经多方查寻，近期从一位由海外返里随身带来的所谓《江夏黄氏宗谱》，即黄培松帮助黄道传到闽粤和带往南洋各埠，为峭山公募修祠墓时的宣传“礼品”——《邵武禾坪黄氏族谱》。该谱系由族居印度尼西亚椰城的黄世统、黄种柏叔侄，于1975年12月得之于万隆的原本，并如获至宝地加以翻印。黄世统在1976年7月撰写的《江夏黄氏宗谱誊正翻印序》中，自署为“南安紫云裔孙”，但却沾沾自喜地说： “考之源流，揆诸世系，豁然知其内容矣。”“今原谱零牒誊正归宗，种柏捐资翻印，增广流传。足征祖泽感化之深，海外孝思之长。”“余知之恨晚”，“弁之期之，实无憾焉”。
黄世统、黄种柏虽出自于孝心，但又认错了祖宗，这只能怪宗人源流之紊乱罢了。南洋各埠宗亲，可以说绝大部份是属于紫云派下，而被黄培松和黄道传的误导所造成，遂不知黄守恭公乃是下史悠久的紫云黄氏始祖。数十年来，竟误认峭山公为祖，并当了禾坪的义务宣传员，如黄世统叔侄者，恐亦非少数也。
在新获取散布于海外的《江夏黄氏族谱》(禾坪谱)之后，认真披阅，更使真象大白。据当事人黄道传(黄厚培)自撰的序言中，清楚地记说： “民国六年，邵郡宗人，发起重修祠墓之议，因经费不奇． 屡兴屡辍，于是促道传束装南来，藉向同宗诸公劝募，冀襄蛊举。去秋至省，得晤菊三(黄培松)将军以进行筹款之法，恳其赞助。蒙将军鼎力提倡，并蒙介绍闽、粤暨南洋各同宗，……皆踊跃乐捐。其奈工程过大，不敷尚巨，遂于癸亥春，道传又部署南渡。藉以晤和谋、益堂宗先生属之芙蓉，因以袖出宗谱于诸先生之前，考证本末，翻阅之余，诸先生不禁慨然叹曰：‘予闽南一系失此久矣，满拟续修，因无考证，难以采其本，而 溯其源，今幸遇子(即道传)，请以此贻我可乎? “道传即”濡墨 手录数册，一藏厦门江夏堂，一存南洋芙蓉埠，以待诸先生他日续修有所考证。”时在“民国十一年壬戍春仲”。

请读者宗亲认真辩解上段引文，黄道传在文中虽有闪烁其词之处，但其南渡的目的和来龙去脉可以基本清楚。特别是他在座谈会上所记南洋宗亲之言：“予闽南一系失此久矣”的这段文字中，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显然“闽南一系”是指1300多年前开派泉州的紫云黄氏族系。为何把闽北禾坪一系冒充和取代闽南紫云一系，此是受黄道传之欺骗也。
虽然黄道传为邵武禾坪黄氏峭山全族效尽劬劳，但至今未见邵武禾坪黄氏有过公开提及此事。就连黄廷纶参编菲律宾《江夏黄氏大成宗谱》时，把禾坪峭山“资料”充塞其中，以及黄燕熙主编《黄氏通书》，也同样把所有峭山“材料”全扫而入，唯独没有把这个“大功臣”黄道传的序言公开收编。如果不是南洋尚存少数原本，恐怕黄道传唯一的几句真话就石沉大海了。如果黄道传都说假话，不把上述的重要会晤几句真话写入序言，就不能取得南洋宗人的信任，就拿不到巨额募款。因此，他在无可奈何之下记了这几句真话，但却留给我们作为揭示一个秘密的点滴依据。对于禾坪黄氏至今未见有黄道传的序言公布于众，是不知道在南洋还有这段的历史真实情况吗?
另外尚有4篇“序言”，从不同角度记叙黄道传南渡前后的情况及其影响。特别是旅居马来西亚芙蓉广东四会的黄汉腾最为卖力，他一人就在民国十二年写过3篇序述。如在民国十二年六月廿九日的《附录倡修黄氏祖祠祖坟劝捐序》中记曰： “峭山公已(以)前述而不详，故吾族人多尊峭山公为始祖。”“闽省邵武禾坪有峭公及夫人士官氏、吴氏、郑氏之祠墓在焉。”“近因风雨飘摇，祠墓渐形剥落，故倡修之议，始自邵武宗人”。“现又承培松兄等公推厚培兄载同谱牒，亲来南洋与各埠宗人接洽，会商劝募及兴修各事宜。其办法大意，南洋七州府，则分为七部份，每一部份召集宗人公举临时职员负责任。

民国十二年十月十日，黄汉腾又作一序，他在鼓动催捐的同时，又说：“修理祠坟，添印族谱，二事并举。跼将厚培兄载来谱牒翻刻数百份，”“将见人手一卷。”
又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黄汉腾和自称“闽中桃源”(应为泉州南安桃源人)的黄祖芬合撰的《倡修福建邵武禾坪祖祠祖坟并添印黄氏大宗谱小引——附拟在星洲筹建江夏公所经过的情形及未来的希望》一文，有更详记述曰： “民国六年，留守故乡诸派下会议重修祠墓”。“顾财力不继作辍，相仍爰是公举厚培君，携峭山公族谱，晋省谒培松宗翁，磋商带谱赴各处访寻宗派，联络筹款。旋由介绍来厦，复由厦江夏堂修函备帖介绍来洋。星洲宗亲均感厚培君热心公益，遂传集在洋各处宗亲，赴叻欢会，假座琼帮宗翁有渊君小坡南洋大酒楼，协议助修禾坪祖宗祠墓，特举定临时职员分任认捐劝捐，各尽继志述事之义务”。“会议将谱在洋翻印，分送各侨地宗亲。俾知水源木本所从出，以篤友爱、恭敬之深情：时适接芙蓉汉腾兄函称益堂、和谋两君慨捐巨款，已定印族谱数百本，各宗人需用均可照付等情。”
另于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龙岩黄鹤撰的《棉兰江夏公所翻印族谱序》中述其“苟无族谱以志之，则行见后人数典而忘其祖”。“有赖斯谱(指禾坪谱)以资观感”当时竟然主张采用峭山公之谱，文中还提到： “民国十五年春，旅苏门答腊岛族人在棉兰组织江夏公所，经居留政府批准立案，正式成立，从此共处天南，宗谊益笃。乃趁斯机会，翻印族谱数百部，以分赠族人。”

从上述的引文中，都是当时直接参与峭山祠墓劝捐和禾坪谱在闽粤、南洋宣传翻印的当事人，情况属实，记述清楚，无可非议。在记录中可知民国六年(1917年)，邵武禾坪黄峭山祠墓倾圯，风雨飘摇。邵武一些宗人提出重修之事，但事过五、六年，没有多少人响应，所以“才力不继作辍相仍”：他们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时，就想借助并利用在福州任福建督军(护军使)的前清武状元、提督，紫云黄氏安溪房的黄培松。当黄培松公手头并无自己始祖守恭公的史料。以至误认峭山公即闽黄始祖，大为广传。因黄培松两朝任高官，势力很大，在国内外威望很高，又在对外通商港口厦门兴建江夏堂，与海内外宗人多有特殊联络，号召力很强。所以邵武一些人催促黄道传携带禾坪峭山手抄谱伪称《江夏黄氏宗谱》，于民国十一年秋到福州，乞求黄培松鼎力相助。黄培松在黄道传的恳求下答应了，并立即以其名义和由厦门江夏堂发帖，介绍黄道传等人持凑合的禾坪黄氏峭山手抄谱，到闽粤各地和南洋各埠，大肆开展捐募和宣谱活动。
闽粤各地和南洋七洲宗人，只知黄培松介绍来的，都争相响应，闻风而动。特别是南洋七洲宗人，立即公举召集人和推举各洲负责宣募的职员，分头全面开展工作，取得意外的成功。可是邵武一些人看到局面大好，在大喜过望之时，心也随之膨胀，就扩大修建的原计划，所以黄道传嗟叹“其奈工程过大，不敷尚巨。”迫使他又于民国十二年春，再渡南洋乞捐，同样获得成功。至此，邵武禾坪峭山派下在修建峭山祠墓的工程，打黄培松的牌，依靠吾紫云黄氏宗人的鼎力支持，绝处逢生，大获成功。同时也把禾坪峭山谱散布于闽粤和南洋各地。海内外的紫云黄氏宗人只因信赖黄培松，而捐出大量金钱，甚而接错峭山谱，不能不说是一次紫云黄氏后裔的意外不幸。

自民国十一年开始，黄道传经黄培松准许携带禾坪黄氏峭山谱到南洋，至今数十年中，到底散布有多少册?按现在已知的记录，如黄道传说他“手录数册，一藏厦门江夏堂，一存南洋芙蓉埠，以待诸先生他日续修有所考证。”黄祖芬、黄汉腾清楚地说：“合议将谱在洋翻印分送各侨亲。”“益堂、和谋两君慨捐巨款，已定印族谱数百本，各宗人需用均可照付等情”。黄鹤也记说：旅苏门答腊族人在棉兰组织江夏公所时，“乃趁斯机会，翻印族谱数百部分赠族人。”黄廷纶记称：“培松宗翁即在厦门翻印数百本，以赠送海内外出钱出力之宗亲。”他又说：“民国四十七年(1958年)，旅菲怡郎市和及宗老，嘱其侄衍香向(印尼)祯尚借抄寄菲，即油印百数十本，以广流传，并登启事请族人随意取阅。”再者黄廷纶加以“考订”后，于1975年间，由菲律宾黄氏宗亲“克期付梓。”虽然这次没有明确印数，但估计在500—1000本之间。最近发现誊印本，是1976年，紫云南安房黄世统、黄种柏在印尼誊正翻印数百本。从上述已知的记录中，由黄道传带往闽粤和南洋的《禾坪黄氏族谱》手抄本。自1923年至1976年的50余年中，即在新加坡、印尼、苏门答腊、菲律宾和厦门多次翻印，其数量估计有2000—3000本。
凭藉着泉州为中古时期的世界贸易大港，与海外各国密切交往的悠久历史，又是我国的重点侨乡，而守恭公开派紫云黄氏望族的重300多年中，其裔孙重点衍布于闽台、两广和江浙等地，并传承着守恭公开拓奋进精神，故闽台和海外侨亲，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属于紫云五安派下。因黄守恭公裔孙在开拓南洋之初，艰苦创业，难以顾及追寻祖源谱牒，到了他们事业有成或后代子孙发达时，或因社会需要创立黄氏宗亲组织之后，则需溯本尊祖，然而，却因紫云五安黄氏谱牒散失，久未重修，又偏偏是紫云黄氏权重名高的裔孙黄培松为他宗推行者，并受黄道传的煽动。所以身居南洋各国的宗亲，在无可依据的情况下，接受邵武禾坪谱，尊峭山为祖。关于此事，黄汉腾在《附录倡修黄氏祖祠祖坟劝捐序》明确地承认“峭山公已(以)前述而不详，故吾族人多尊峭山为始祖”。黄鹤在《棉兰江夏公所翻印族谱序》也坦然地称：“然而宗支分岐兴替不一，苟无族谱以志之，则行见后人‘数典而忘其祖’矣，虽追报之念离殷切，又将乌从?得详见先人之勋绩哉!斯谱也。”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黄道传携禾坪峭山派手抄谱到南洋，藉以晤黄和谋、黄益堂及芙蓉诸先生时，以袖出宗谱于诸先生之前。“诸先

以袖出宗谱于诸先生之前。“诸先生翻阅之余，不禁慨然叹曰：‘予闽南一系失此久矣，满拟续修，因无考证，难以釆其本而溯其源，今幸遇子，请以此贻我可乎’。”可见捐献巨资的黄和谋、黄益堂及在座的诸先生均属“闽南一系”。而峭山是闽北后起之一系，“闽南一系”是吾紫云五安守恭公派下。所以南洋宗人在无谱可稽的非常情况下，误尊峭山为祖，此也不能怪之，然他们实与峭山一系并无关系。今真象已大白于天下，敬希海内外各地宗亲本着正本清流的原则，开展重新审订谱牒宗史之神圣任务，而无愧于先祖后人矣。
以上前因既已挑明，皆出自黄培松和黄道传之所为。黄培松虽然不一定对紫云宗史很了解，但肯定不会不知他是紫云派下。在黄道传出示禾坪谱时，会向他介绍这是《江夏黄氏宗谱》(因传布的谱名就是如此)，身居高位很有影响力的黄培松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答应准许他携谱到各地捐募。并抄存厦门江夏堂，还翻印外流，致使以后产生严重的乱祖后果。而黄道传虽出自“孝心”的初衷，但是他是有备而来的，并不会不知黄培松是属于紫云派的，也不会不知紫云黄氏与禾坪黄氏是南北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毫不相关的二个支派。他不但不向黄培松声明，且在闽粤和南洋各埠宣募时，把禾坪谱说是《江夏黄氏宗谱》，把峭山吹为东南黄氏的始祖，并在谱后的附言中，号召“各外蕃衍派中”，“冀诸君以此谱内查接。”并“祈诸同志，勿忽我思，勿计各居其所。话不相通，原夫入其境，问其俗，从其音义。无论海角天崖，属我子侄者，尽是同源”。他虽不敢署名，可以肯定这是他在抄谱时加上去的。黄道传的所作所为带有很大的混淆性，他在实际活动中是闽粤和海外误导的祸首。 以袖出宗谱于诸先生之前。“诸先生翻阅之余，不禁慨然叹曰：‘予闽南一系失此久矣，满拟续修，因无考证，难以釆其本而溯其源，今幸遇子，请以此贻我可乎’。”可见捐献巨资的黄和谋、黄益堂及在座的诸先生均属“闽南一系”。而峭山是闽北后起之一系，“闽南一系”是吾紫云五安守恭公派下。所以南洋宗人在无谱可稽的非常情况下，误尊峭山为祖，此也不能怪之，然他们实与峭山一系并无关系。今真象已大白于天下，敬希海内外各地宗亲本着正本清流的原则，开展重新审订谱牒宗史之神圣任务，而无愧于先祖后人矣。
以上前因既已挑明，皆出自黄培松和黄道传之所为。黄培松虽然不一定对紫云宗史很了解，但肯定不会不知他是紫云派下。在黄道传出示禾坪谱时，会向他介绍这是《江夏黄氏宗谱》(因传布的

由于黄培松和黄道传的错弄，其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禾坪派下有某些人为了弄假成真，近几年来参与和不断派人四出搞传谱、联宗活动弄得沸沸扬扬。其做法及产生后果如下：
(一)、编造论据：近几年来，禾坪派下某些人抛出所谓宋代黄羽的《王霸别录》和黄彦弼的《晚唐笔记拾遗》二书，宣扬黄峭山的“历史资料”浪子先生如获至宝说：“几乎可把它当正史看待(《黄峭研究》)。该二书最初是由重庆黄峒景引用，我们当即请他提供复印本。黄峒景回信说是由三明黄杰波(浪子)方面提供的，他本人也未亲见该书。为获取与吾黄“宗史”有关的新出现的二书内容，黄永融宗亲即邮书黄杰波，请提供复印本。黄杰波则复书说该二书已送给邵武某人，并明确答复该二书是其从香港《明报》资料室笔记杂文部所录来的，还说该“资料室非与主管人员有交情者实不易进，非一般大图书馆、博物馆可比也”。这二、三年来，我们数度通过友人向香港《明报》资料室查阅这二本书，得到明确的答复是《明报》资料室并没有存在此二书。我们还通过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直接查询确证不存在该书，《明报社》说：连笔记杂文部也没有这个名称。我们再通过种种关系，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以及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文大学图书馆，均无查到上述二书。又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续编四库全书总目》，并各种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索引》等古籍类目，均没有发现该二书的内容和书目。有的宗亲又向邵武某人要求提供该二书的内容，而是推诿终归未能一见二书的真面目。

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一本《王霸别录》第三篇《黄峭生平》的打印本。其封面上还署有“丰城惟衍氏黄羽拜辑”和“大宋重和元年(1118年)戊戌秋日”。奇怪的是这本有简体字的打印本其书名下，还盖上一个宋代阳刻篆文“惟衍氏黄羽”之印。稍览是“书”之后，更使人大出意外，其行文语句，都是现代人的口气，北宋那有这个文风?文中谈到唐乾符六年(879年)，峭山公八岁时，黄巢攻人邵武，随其祖贵华逃于龙溪县乌蒙山，为与上官、吴、郑三姓争水，其祖被推入井而死。偶然间出现一个不知来历，与峭山公非亲非故，毫无瓜葛的过路堪舆师李义。他却为峭山公强出头，与三姓约法三章：三姓各出银百两(计三百两)，作为贵华的丧葬费；又三姓各出一女为峭山公妻室，即是以后的峭山公三妻上官氏、吴氏和郑氏。李义就此留在峭山公家“执约”，并授峭山公“以经传诸子百家”。看来李义还是当时一个了不起的大儒，所以时过三年，也不必十载寒窗，“峭山学成”，并于唐光启三年(887年)，十六岁时“举孝廉”。十七岁“被举人贡”，春闱，中戊申(888年)科三甲第九名进士，并出任高邮镇参事……唐昭宗还赐给二万两黄金等等无稽之谈。

且不说编造李义，峭山和三姓荒诞的故事，就是峭山于唐僖宗光启四年中戊申科三甲第九名进士一则，便露出马脚。据《宋史·选举志一》云：“(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进士始分三甲。”这则历史记载，清楚说明进土分三甲是始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为什么黄峭山公会提前96年中三甲第九名进士，岂不怪哉?再说唐昭宗李哗继位时，正是藩镇跋扈，宦寺骄横，经济崩溃、国库空虚，唐室已处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再过十余年，唐室就覆亡了。惶惶终日的唐昭宗，还会对一个新任“高邮镇参事”峭公为修复家园之资赐黄金二万两。也不知这二万两巨金要由那里去支付?于理、于时和即将灭亡的唐室财力都是不可能的。
更离奇的是，作者在写峭公出葬时的故事：“突然乌云密布，刮起大风，倾刻间乌风黑雨山体崩裂，将灵柩掩盖成一坟墓，堪舆师叹曰：此天葬也。”这种神化峭公的刻画稍有科学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谎言。
由于众多的学者，普遍认为身居高位的峭公，不论在中国任何一部正史中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虽然有人捏造很多事迹和官衔，却无人认可。甚至对峭公其人及其子孙等的存在都提出质疑；所以某些人心里很不踏实，就抛出《晚唐笔记拾遗》和《王霸别录》以证实峭公的种种之传闻不是“虚构”，是“有史可稽”的。故黄玉盘就把《王霸别录》的峭山公生平资料，加以引用，特地写了一篇目的性很强的文章—《峭山公族源有史可稽》以作为峭公历史的重要论据，以让那些对峭公其人其事持怀疑的宗亲，相信他的大作出笼之后，就已是“有史可稽”了。试问这本伪作的《王霸别录》就可以当做有力的论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