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臣”还是“汉臣”：荀彧身份归属的争议
在历代相承的纪传体断代史中，一人两传的现象并不多见，同一人被置于后朝的开国功臣和前朝的殉国忠臣之列，则更属罕见。荀彧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分别有传，陈寿列《荀彧传》于《三国志》卷十，位于《诸夏侯曹传》亦即曹魏宗室开国诸将专传之后，而与荀攸贾诩同卷，是以荀彧为曹魏开国文臣诸传之首。范晔则列《荀彧传》于《后汉书》卷七十，位于外戚窦武、何进传之后，镇压黄巾的皇甫嵩、朱儶传之前，与郑太（泰）、孔融同卷。《三国志》中与荀彧同卷的荀攸、贾诩和《后汉书》中与荀彧同卷的郑泰、孔融，都没有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正史中荀彧的一人两传引发历代史家不少讨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条云“惟荀彧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范晔是否“主持公道”我们暂置不论，但赵翼所留意的陈寿以荀彧为魏臣和范晔以荀彧为汉臣的历史评价不同之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荀彧一人两传现象体现出陈寿和范晔两位史家的不同取向，这一点可以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找到印迹。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是将荀彧看做曹操的“王佐”之臣，故而将其收入《三国志》。陈寿甚至还在其书中将魏臣荀彧与蜀臣庞统作对比，在《三国志》卷三七《庞统法正传》中，陈寿评曰：“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９６２以庞统拟“魏臣”荀彧，可见在陈寿的理念中，荀彧作为魏臣的身份是理所当然的。范晔则以荀彧为汉臣列入《后汉书》，称荀彧“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又云荀彧以身殉汉“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其感慨之情溢于言表。荀彧的祖父荀淑在《后汉书》卷六十二也列有专传，淑兄子昱、荀彧叔荀爽、堂兄荀悦均附于《荀淑传》。荀昱本与李膺、杜密等人为党锢“八俊”之列而死于王事，应作传于《党锢列传》中，所以范晔特别说明荀昱“附祖《淑传》”。不过，范晔并没有将荀彧传附于《荀淑传》。按照范晔《后汉书》以类相从的体例，荀彧被特别提出来与谋杀董卓不成的郑泰、乖忤曹操而被诛的孔融一起置于死于王事的汉室忠臣之列的。
史传人物的选择与编排只是史家贯彻其独裁别识的一个方面，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剪裁能够因事见义亦是史家笔法的关键所在。荀彧为魏臣还是汉臣的争议，是由荀彧辅佐曹操成就霸业而又殉汉而死的矛盾的人生经历而引发的。对荀彧之死的评价，正是陈寿和范晔确定荀彧汉臣还是魏臣身份最重要的依据。关于荀彧之死，陈寿和范晔的记载有一些区别。陈寿载荀彧之死云“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虽然陈寿很隐晦地表达了曹、荀矛盾的某些细节，实际上没有指明荀彧是如何死的。如果不借助《后汉书》和裴松之注的记载，仅从文字表面来看很容易理解为因忧生病而死。《后汉书》所记荀彧之死采用了与陈寿相异的“饮药”说，“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范晔对荀彧之死的细节记载得比陈寿清晰，“饮药而卒”的历史细节所描绘的慷慨赴死的形象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陈寿与范晔对史料剪裁的不同方式，显然各有其深意所在。

二、史书与“时讳”：曹魏时期荀彧历史评价考说
范晔写作《后汉书》的时候已经是荀彧死后２００多年的南朝了，《荀彧传》入汉史的发明之功是否应该归于范晔，还可加以讨论。那么较早期的史料是如何处理荀彧的评价问题的呢？通过裴注可知，成书于曹魏时期的当代史主要有鱼豢的《魏略》《典略》以及王沈的《魏书》。以裴注所引鱼豢书和王沈书的材料为基础，或许能对曹魏史籍中的荀彧评价问题的大致轮廓作一考索。
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之书，以出于鱼豢的《魏略》《典略》者为最多。周国林《裴松之〈三国志〉引书考》曾以裴注对鱼豢《魏略》《典略》的２３０多处引用进行归类统计，指出“从《魏略》的一些合传看，除极个别外，全是臣于魏者”，而“《典略》所载者，未臣于魏者也”。具体到《三国志·荀彧传》，可以发现，裴注引有《典略》３条，《魏略》则一条也没有。裴注所引《典略》，其一云：“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其二云：“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某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其三云：“彧为人伟美。”【从所引三条史料的内容看，应该是出于荀彧的本传。在鱼豢的史书体系里，荀彧是被排除出魏臣的体系而纳入汉臣的范围了。】
王沈《魏书》是曹魏的官修当代史书，在裴注引书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荀彧传》注中，裴松之对王沈《魏书》的材料一条也不曾引用，但同卷的《荀攸传》则引用有８条之多，颇令人费解。王沈是魏晋之际的人，其《魏书》成书在陈寿之前。而据王沈本传，荀彧之子荀顗也曾参与其事，对裴松之而言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手史料。此外，检索《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及《资治通鉴考异》等引录其文者，也不见有关荀彧的内容。很可能王沈没有将荀彧作为魏臣写入《魏书》，所以裴松之等人无从引用。作为曹魏官修正史的王沈《魏书》成于众手，推测王沈是有意回避将《荀彧传》写入其中。王沈《魏书》因为曲笔受到唐修《晋书》史臣“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的批评，刘知几亦称“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所谓“时讳”，应当就是魏晋禅代的历史，将荀彧排除在魏臣之外是否也是“时讳”之一呢？
鱼豢和王沈的观点可能来源于曹魏官方，荀彧一直没有被曹魏官方承认为魏臣，这一点可以从现存史料中找到一些证据。曹魏曾经于青龙元年（２３３）、正始四年（２４３）两次配飨“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于太祖（曹操）庙，自夏侯惇、曹仁、程昱以下至庞德、典韦共２３人，陈群、锺繇、华歆、王朗等均在列，唯独不及功勋最为卓著的荀彧和荀攸。直到正始五年（２４４），方“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这次配飨者仅只有荀攸一人，有似遗漏而又补配者。裴松之对荀攸最初不及配享事感到大惑不解，但对荀彧事则评论说：“魏氏配飨不及荀彧，盖以其末年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裴松之认为曹魏配飨功臣不及荀彧，与其“末年异议”“位非魏臣”有关，是为至当之言。关于“位非魏臣”还可稍加申说。【按曹操迎献帝都许以后，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是为汉官而非曹操相府属吏。何兹全曾以当时的君臣关系评价荀彧之死的原因，是因为荀彧不做汉官，不必为汉尽忠；做了汉官，就必须忠于汉室。这表明荀彧的汉臣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从当时的政治制度、时人的君臣观念还是荀彧本人的行为来看，皆是如此。】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咸熙二年，赠彧太尉”，咸熙二年亦即泰始元年（２６５），也就是司马炎称帝的同一年，也就是说荀彧直到魏晋禅代之际才象征性地获得了曹魏封赠的官号。又，《洛阳伽蓝记》卷一《建中寺》条称“掘故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荀彧终于汉侍中，其时并未担任过太尉一职，而其在汉末主要居于许昌，曹操封魏公以后的政治中心则在邺城，洛阳在曹丕篡汉以后才成为曹魏的都城。因此，“汉太尉”的石铭只能是荀彧获赠太尉以后所刻。荀彧获赠太尉是在曹魏时期，还是称“汉太尉”，表明了荀彧与“魏臣”的身份若即若离的情形。综上，我们可以确认在曹魏一代，荀彧始终未能配享宗庙，也没有在曹魏官方认可的魏臣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荀彧反对曹操进爵魏公而身死之事的波及范围并没有扩大，曹操也保留了荀彧的名誉和爵位。荀彧死后谥曰“敬侯”，曹植还为之作诔曰：“百僚唏嘘，天子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结辙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其家人也没有受到牵连，子恽得以嗣侯。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说：“彧之死，操隐其诛。”这一推论颇具史识，曹操对处死荀彧讳莫如深而以“隐诛”的方式，应当是惮于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对于曹操立国根基的颍川士人集团的影响力。这也使得曹魏政权在处理对荀彧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处于尴尬境地。荀彧因拒绝走向曹操而被“隐诛”，虽保留了名誉和家人待遇，但在曹魏政权中的功臣地位却已失去。可以认为，曹魏时期成书的两部纪传体史书将荀彧排除在魏臣之外，是与曹魏官方对荀彧的态度一致的。对荀彧评价的暧昧态度，应当是后世指责曹魏史书“时讳”的表现，然而却是曹魏政治和时人观念的真实反映。

三、魏晋禅代与陈寿对荀彧历史评价的变化
鱼豢和王沈的史著都是在陈寿之前写成的，以荀彧为魏臣入之史传，或许正是陈寿开启先例的。陈寿将荀彧作为曹操文臣中排名第一的开国功臣写入《三国志》中，是开创之功。荀彧辅佐曹操平定天下的功业在陈寿的史著中得到重新确认和评价，无疑也有发凡起复的作用。那么，陈寿的行为是否仍旧会触碰西晋的“时讳”呢？这一点仍需考察西晋官方对荀彧的评价。
咸熙二年荀彧受到追赠太尉一事表明，在司马氏专权以后，对荀彧的历史评价在逐渐发生变化。比较显见的原因是司马氏和荀彧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司马懿到曹操集团做官，即是由于荀彧的举荐；司马懿对荀彧也怀有尊崇之心，“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荀彧后代还和司马氏有姻亲关系，荀恽子霬妻是司马懿之女，司马师、司马昭之妹。另外，荀彧之子荀顗因为“荀令君之子也”，受到司马懿的赏识与提拔，后参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发起的政治运动，到西晋建立，成为司马氏的佐命元勋，魏晋之际晋爵为临淮公，先后任司空、司徒、太尉，遍历三公之职，可见荀彧一支和司马氏的关系非常特殊。在司马氏控制政权之后，荀彧被“隐诛”的阴影已经逐渐散去。
有趣的是，荀彧和荀顗父子在两次禅代之际的表现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荀彧以殉汉而死，可是荀顗在魏晋禅代之际的表现却与董昭仿佛。《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云：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
此处王祥之语与荀彧答董昭之语高度相似，我们在此不仅应该注意荀顗的角色与其父不同，历史叙事的相似之处更耐人寻味。巧合的是，王祥在史书中的地位与荀彧在《三国志》中的地位也极相似，位列唐修《晋书》开国功臣传文臣第一。从本传看，王祥除了在道德方面有较高水准以外，几无功业可言，与荀彧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魏晋禅代之际，王祥对司马氏屡有出格举动，如高贵乡公之弑，“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较荀彧则过之。不过，司马昭父子对王祥极为宽容，入晋后以“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受到优待。西晋政府对于王祥的处理方式与曹操对荀彧是不同的，王祥入晋以后官拜太保，进爵为公，可见王祥的晋臣地位是晋朝官方给予的。事实上，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事件对士人伦理纲常理念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迫使司马氏对某些士人留恋前朝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也即是说，唐修《晋书》将王祥列入开国功臣传文臣第一的位置，也代表了西晋官方的观点。西晋官方对于王祥的态度，为我们对比荀彧历史评价的变化提供了比较的对象。荀彧在魏晋禅代之际被追封为太尉，正是表达了西晋官方的态度。

对于陈寿来说，对荀彧在曹操创业过程中的地位应当给予尽量客观的评价。荀彧对曹操创业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是不应该阙疑于史家的品评的。这是陈寿作为史官的职责所在，也是其史著作为后出者而能够超越鱼豢和王沈的价值所在。西晋朝廷的评判与荀彧后代的力量皆与陈寿的名节与利益息息相关，陈寿的史笔也不得不有所隐讳。荀彧反对汉魏禅代的行为，对于魏晋禅代而言总归不是有利的榜样，对荀彧之死的书写也不得不隐晦从事。阎镇珩曾评价说，“操之本末与司马氏多同，寿亲仕人之国，义当为尊亲者讳，于大恶尤不敢斥言，而时或微见其文以示讥刺，故虽文若、公达绝世之才，犹抑而退之与贾诩齐列。”事实上，陈寿在《魏志》中对各传设置的处理，就颇费思量。如在本纪之后、开国功臣传之前设置“汉末群雄传”，传主在身份上与曹魏创业之主曹操根本不存在原初性的君臣关系，就是为正当化皇帝权力起源而设置的。将荀彧列入开国功臣第一并隐晦反对曹氏而死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为司马氏的禅让行为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
荀彧之子荀顗以及荀彧从孙荀勖成为西晋政权的开国功臣的事实，也可能对陈寿的史书撰述造成影响。“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荀彧子侄辈也多为司马氏佐命，其一举一动皆可能对陈寿产生影响。对朝中重臣的父祖进行评价，而传主的人生经历又如此复杂，要做到忠于事实而不犯权贵之忌，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也有史料表明，陈寿正是因其史笔不被荀勖认可而遭贬斥，“而寿《魏志》有失勖意，勖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太守”。因此，可以认为《三国志》中对荀彧作为魏臣的处理和对荀彧之死的隐晦表达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的某种契合，正是魏晋禅代之际政治局势的一面镜子。

四、晋宋禅代与荀彧历史评价的变迁
陈寿对于荀彧的评价，在东晋产生许多影响。如王导曾经在给司马睿的一封上笺中说“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卷六五，１７４６，云云，称荀彧是魏武的“功臣之最”。按此时司马睿刚刚过江，王导极有可能处于江东新政权“功臣之最”的地位，王导用典有特殊的意义。但王导选择荀彧的典故自况，说明荀彧作为魏武功臣之最的地位确实随着《三国志》的流行而得到广泛认同。随着历史亲历者的远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大浪淘沙之后砂石澄清。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面对着陈寿与范晔对荀彧的历史评价的巨大的差别，对其背后的历史因由还需要作一些探索和澄清。
有晋一朝，先后出现后汉、三国史著多部，但这些著作对于荀彧及其事迹的书写方式和历史评价，除袁宏《后汉纪》外，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后汉纪》是编年体史书，其纪事到曹丕代汉为止，与《三国志》纪事以曹操为起始的断限是不同的。在《后汉纪》中袁宏记载了荀彧的许多事迹，并不等于袁宏认为荀彧就是汉臣。《后汉纪》文中明确表明了对于荀彧的态度：“魏之平乱，资汉之义，功之剋济，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魏虽亲，于汉已疏”。又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亦以强调荀彧功业为主，序文中称“文若怀独见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议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久之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赞文中则强调“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应变知微，探赜赏要。日月在躬，隐之弥曜。文明映心，钻之愈妙。沧海横流，玉石同碎。达人兼善，废己存爱。谋解时纷，功济宇内。始救生人，终明风概。”袁宏所论虽有涉及殉汉之义，但更多的是强调荀彧“谋解时纷，功济宇内”的功业，置荀彧于“三国名臣”之中，以荀彧为魏臣。

东晋南渡以后对汉末三国的历史评价是有许多变化的。与袁宏同时代的习凿齿《汉晋春秋》，即“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习凿齿以晋承汉，斥曹魏为篡逆，这在史学观念上是一大变。东晋人所记荀彧事较《三国志》多出不少细节，也少了很多“时讳”的色彩。如裴注所引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就记载了“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一事；袁晔（或作袁暐）《献帝春秋》记载荀彧的死因，还有参与伏后案等细节。《魏氏春秋》与《献帝春秋》在《隋志》中列入“古史”类亦即编年体史书，在编年体的体例下，荀彧的身份可能不像纪传体那样区分明显。《魏氏春秋》记载了很多曹丕称帝之前的事，可能也是仿照《三国志》断限，将曹操时代划入了魏的时间范畴。那么，主要活动于曹操时代的荀彧应当也只能是魏臣了。从今存《献帝春秋》佚文来看，其纪事终献帝一朝，以庙号称曹操为“太祖”，而称献帝曰“帝”，其正统观也应该是沿用《魏志》的处理，可能也不会特意推翻陈寿关于荀彧的身份定位。又，自魏晋以来到范晔之前，吴人和晋人有多部后汉书问世，今皆散佚不存。从周天游所辑《八家后汉书辑注》正文以及书后所附《清代诸家后汉书辑本序跋及目录》来看，没有证据能表明诸家纪传体《后汉书》有任何一家列有《荀彧传》，这或许也是反映东晋一代史家多主荀彧“魏臣”身份的一个证据。

《后汉书》对荀彧的历史评价与《三国志》是极不相同的。从袁宏对荀彧的评价基本传承《三国志》的情况看来，从袁宏到范晔，荀彧的历史归属在史家那里又经历了一道转折，大约是没什么疑问的。那么范晔以荀彧为汉臣是他独辟蹊径，还是也受到了当时政治局势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刘宋时期对陈寿的处理方式提出批评的，并非只有范晔一人。裴松之为陈寿《荀彧传》赞语所作的注中说：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嶮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
裴松之对荀彧的评价，以强调荀彧的功业对于汉朝的意义为标的。所谓“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是“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裴松之看到了荀彧辅佐曹操平定天下对于“苍生”的意义和延续汉室２０余年的事实，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宋书》卷二《武帝本纪中》载晋帝禅位之际事云：
诏草既成，送呈天子使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与之前的曹氏和司马氏均经历两代人以上的经营有所不同，在门阀势力极为强大的晋末，出身较低的刘裕要夺取东晋政权，延续晋运２０年的功业成为代晋的重要依据。沈约在《武帝本纪》的赞语中也强调刘裕“曾不浃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刘裕以次等士族而登上帝位，主要在于其功业在晋宋禅代行为中极具说服力。王夫之说刘裕“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又说“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刘裕以功业取晋氏天下，与这一政治变革相对应的史家观念是对汉魏禅代的理解与宽容。
反观《后汉书》对荀彧的处理方式，正是强调荀彧对延续汉室江山所起到的作用，甚至对荀彧之死，范晔也不忘强调荀彧生前的异议延缓了曹操称公的进程。裴松之所称的“亡身殉节”与范晔所称的“杀身成仁”更相类似，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评判。对比范晔对荀彧的评价，与裴松之的观点极为相似，又与《宋书》对晋宋禅代的叙事非常贴近。周一良在《东晋以后政权禅代之特征》一文中说：“南朝士大夫对皇室禅代无动于衷，而对南方政权据守江南，与北方胡族政权相对峙，即保存汉族之正朔一事，则极为重视。”历史发展进入南朝，士大夫冷眼看待政权禅代逐渐成为常例。相对于荀彧的功业，其以身殉汉行为的意义在当时人的道德观念里被放大。胡宝国曾敏锐地注意到范晔与裴松之在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性方面的一致性，从对荀彧的评价方面看来，裴松之与范晔显然也有着更多的共识。这与晋宋之际的学风转变密切相关，也与史家所能感知的现实政治的变迁相契合。

范晔和裴松之对荀彧的看法只能说是晋宋之际的主流观点，《三国志》以来的观点并未被完全取代。在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荀彧被位列仙班，居第七中位之左，小注云“字文若，魏武谋臣，汉尚书令。”陶弘景以最简洁的文字，兼容了“魏臣”与“汉臣”的身份。隋代的王通评价荀彧、荀攸说：“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佐魏以救时，殉汉以明道，这一极高的道德评价在荀彧身上兼而有之。其后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荀彧“魏臣”与“汉臣”的身份仍旧是讨论的核心。与魏晋刘宋之间２００年所不同的是，“时讳”的色彩逐渐淡去，而与史家的道德观念与现实感受越发密切。

结语
从汉魏禅代到魏晋禅代，再到晋宋禅代，史家对荀彧的历史评价经历了两次转折，其焦点在于荀彧是汉臣还是魏臣的身份之争。荀彧殉汉而亡的行为，与荀彧本人的汉臣身份密切相关。曹魏朝廷也没有给予荀彧以魏臣的身份，这与曹魏一朝的史籍记载未将荀彧列为魏臣是一致的，但却成为后世以“时讳”指责的口实。魏晋交替之际的政治局势促使这一观念发生了第一次转变，政治语境的变迁也促成了陈寿成为荀彧评价问题上一个独具别裁的先驱者。陈寿将荀彧列入魏臣，正是以史官的直书精神对荀彧历史功绩的正视。晋宋之际，裴松之与范晔强调荀彧辅佐曹操对延续汉室江山的贡献，则与时人对刘裕延续晋室２０年的贡献的评价极为相似。虽然将荀彧列入汉臣与曹魏相似，但裴范二人的目的是强调荀彧的殉汉行为，在道德层面的评价也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无疑这种评价与曹魏的官方评价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时代对史家的史书撰述有一定的影响，并非就是指史家失去独立性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史料剪裁与现实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也不是指史家就此失去了自己的独裁别识。看似不断重复的政权更替，其背后各自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也引发了史家对现实政治的不同思考。荀彧“汉臣”与“魏臣”的背后反映的是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中如何定位，史家对荀彧这类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物的评价和解释，都无法逃脱现实政治影响下的思想藩篱。还应该看到，儒家的君臣观念仍旧是史家对荀彧进行历史评价的基调。无论是陈寿时代还是范晔时代对荀彧的评价，道德评价的争议都超越了荀彧辅佐曹操和殉汉而死的行为本身，时代相距愈远这种倾向则愈明显。

郭硕 | “汉臣”抑或“魏臣”:史家笔下荀彧身份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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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感觉这篇论文好棒！视角挺独到，读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