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劉宋時期裴松之( 370-449)在奉詔編纂之《三國志注》 （後文簡稱《裴注》）中間接保存許多珍貴的史料。在裴氏引用的兩百二十五種書目中，史部典籍就高居一百五十七種之多。雖然因而遭到唐代史家劉知幾( 661-721)譏之為坐長蕪亂，但無論就裴松之的自注，或者是其徽引的史籍以及諸多議論，皆有助於後人據此分別出各國對峙下的【敵國傳聞】 ，或者是緬懷家邦的專美之辭，呈現出見聞各異、爭勝抑揚的三國爭霸史。 就單位史家的微引次數而論，習鑿齒( ? -384?)5在《裴注》微引書目之中，《漢晉春秋》與《襄陽記》分別為67及15條，共計82條之多位列第八：僅次於曹魏，魚豢《魏略》與《典略》之219條，王沈《魏書》190條，西晉·虞溥《江表傳》123條，孫吳，韋昭( 204-273) 《吳書》115條， 西晉·張勃《吳錄》109條，東晉·孫盛(307-378) 95條，7西晉·郭頒 《世語》84條。8雖然習氏二書合計次數遠不及魚豢《魏略》 《典略》、王沈 《魏書》、韋昭《吳書》等諸家，但絲毫不減其在三國史中的重要地位。習鑿 齒在唐代史家所撰《晉書》中備受推崇，其人格也爍耀千古，不像王沈的行徑屢遭非議，不像魚豢人微言轻、名不列經傳，更不像韋昭在傳統三國史
中向來置身在曹魏、蜀漢爭霸的舞臺漩渦之外，故習氏之作的重要性不應以量次計；尤以其在一片擁曹抑劉的潮流中，獨標仁義王道之師，力舉蜀漢大纛。對爾後南宋，朱熹(1130-1200) 《通鑑綱目》以蜀漢為正統的史觀遙舉其端，進而對說部《三國志演義》的敘違角度及諸多重要情節產生極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即擬就習氏如何透過對諸葛亮( 181-234)神話的建構逐步架 築其蜀漢正統論的歷史體系，進行描述與解析，並試圖就此標示習氏在三國史 研究中的關鍵地位。本文將重新審視習鑿齒史著的特性，修正傳統三國學將《演義》視作 文學作品，而將陳壽《三國志》、《裴注》視為歷史事實的簡單二元對立思 維。基於《裴注》微引諸書僅能隸屬史料之一的概念下，雖然能夠據此推測逼近歷史真相，但亦隱藏史家奠基不同立場之下的敘違偏見。
是故本文擬將《漢晉春秋》、《襄陽記》二書置諸魏晉時期眾家史著的網絡之中，透過參照 習鑿齒身處的時空背景，探究其對襄陽人士與諸葛亮的美化過程。期使三國 歷史圖像在重組與逼近歷史真實的同時，定位出習氏著作在三國史中最恰當的座標。進而剖析《漢晉春秋》、《襄陽記》等如何將鄉里情結與蜀漢正統觀相互連結呼應的內在結構。尤有甚者，本文還嘗試對《漢晉春秋》的著述動機，提出能與傳統裁抑桓溫說異而不衝突的論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