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过梁厚甫先生的一本小书《海客随笔》。其中一篇文章“美国人的读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忘，可以说是塑造我个人观念的“基本文献”之一。
关于读书，常见有两种观点。传统的观点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视为一种高尚脱俗的生活方式。不仅推崇读书，还推崇所有和读书有关的事物：书籍本身、书架、书桌、书房……持此观点的人，会有意无意显示自己对书的热爱甚至痴迷，借以彰显自己的高雅格调和清新脱俗。
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故意对书不屑一顾。加“故意”二字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粗人或文盲。粗人文盲对书不感兴趣，很正常。“故意”者则往往读书不少甚至很多，是书的内行。他们故意对书不屑一顾，是在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姿态直斥“书呆子”的可笑。当然，同时显示出他自己不是书呆，而是饱经世故的成熟老练之人。
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也各有偏颇。我读过梁厚甫先生的那篇文章，知道还另有一种对书的态度。我比较喜欢这种态度。
在“美国人的读书态度”一文中，梁厚甫先生写道：
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读书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国人对于读书的观念，太过隆重；而美国人对于读书，视为一种平常已极的事情。其平常，有如搔头和抓耳朵一般。
在美国，随时随地都看见人读书。这不是说，美国人勤力，而是说，中外对读书态度，有所不同……美国人把读书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先要把读书看得平凡，才可以读书。如何令到自己心理上对读书看得平凡，先要忘记了读书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而读书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说得多好啊。正因为很早读到这些话，所以，尽管我后来多年上学，花很多时间和钱买书、读书、藏书，但对读书，我从来没有那种“自豪感”。实际上，每当看到人们对读书的讨论和表态，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颇为怪异：为什么他们不讨论书中的内容，而是讨论读书这件事本身？这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俗套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看，我这篇文章不就在专门谈论读书这件事吗？既然已经谈了，那就彻底反思一下，说说我的读书态度。
读书无非是人从外界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和看电视、浏览网页、与人聊天没什么本质区别。一条信息，你从电视中看到，从网上看到，别人当面告诉你，和你从书中看到，没什么根本不同。你的大脑，注定要不断从外界接受信息。读书是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这件事，确实没什么稀奇。将之神圣化或者故意贬损，都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虽然没有本质不同，但书这种媒介和其他信息传播媒介相比，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特点就是：书往往是创作者多年思考、长期写作的产物，然后又由专业的编辑修改校对。读者读书时也比较专注，有机会翻来翻去反复思考——电视就很难做到这一点，画面一闪即过，所以电视节目很难进行深入的层层递进的分析——于是，被收集在书中的信息，往往条理性逻辑性很强，语言精练紧凑，是所谓“书面语”，知识含量较多。认真地读一本书，应该比看一部电视剧、浏览若干网页、和人聊天几小时，得到更多的知识——不过也不一定。
正因为如此，《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布莱恩·卡普兰在书中对经济学同行建议说：“多写一些书”，因为“在一本书中，你有时间坦诚地解释你的整个立场。”卡普兰针对的现实是，很多学者已经不写书了。他们只写论文或文章。有些功成名就者甚至连文章也不写了，只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讲。卡普兰指出：由于篇幅所限，论文只能对一两个常规观点提出质疑，这很可能“让自己显得难以理解，或者更糟糕的话，甚至显得荒唐。”
对卡普兰的这番告诫，从读者的角度理解，就是应该多读一些整本的书，而不是只读文章或只了解观点。
这就是我要说的读书的第一个“要”——要读整本的书。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体验，那就是读书“从厚读到薄”。厚厚一大本书，读完了，理解了，把其中的观点写下来，可能只有寥寥几页甚至一页足矣。书越读越薄嘛。于是有人就想，既然如此，我直接读那寥寥几页甚至一页，不就可以了吗？岂不是又省时间又得到新知。
他们不知道，虽然观点寥寥几页足以容纳，但那数百页的大厚书可不是没用的。在这数百页的篇幅里，作者要介绍自己观点以前的知识状况，凸显出尚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然后对可能的反对意见一一加以辩驳。
在学术大厦上添一块砖，要想说清楚这砖是干什么用的，就得先把学术大厦的相关部分介绍一番，说明为什么要在这里加块砖，怎么加，砖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不加在别处。这些内容，能用几百页叙述清楚，其实也堪称“寥寥”。
文学艺术作品，篇幅的作用也无可代替。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学时，长篇小说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只有用大的篇幅，才能搭建完整的故事结构，塑造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不看原著，你只能知道某人物的基本身份。贾宝玉是公子哥，于连是个拼命往上爬的底层小人物，葛利高里是个哥萨克。想让他像一个活人那样被你了解，除了读那几百上千页的大厚书以外，别无他法。
确实有那种不读书只读文章，甚至只读文章简介的人。他们也知道各种观点各种流派，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他们既不知道该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被其取代的观点是什么，更不知道取而代之的道理。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掌握思考的方法。掌握思考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完整阅读来观摩大师是如何思考的，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推导出结论的，如何分析批判不同观点的。看得多了，便渐渐窥见门道。再加上勤于训练反复思考，才能掌握思考方法。只看结论和观点，是不可能掌握思考方法的。
不掌握思考方法只知道观点的结果，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刻舟求剑。理论的使用条件稍有变化，他们就无所适从，只会把那几条观点反复背诵。这是培养信徒的方法，不是传授学问的方法。
不出意外地是，在很多宗教或类宗教组织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组织更乐于让信众诵读教主或圣徒语录，而不是去读经典本身。语录只是无分析地观点集。大家不动脑筋地熟知背诵就好。经典往往比较复杂，读起来就免不了要动脑筋。很多宗教或类宗教最不需要的就是信众动脑筋。
对于好书，要完整地读，要整本地读，这是读书的第一“要”。
读书的第二“要”是：要带着问题去读书。
这主要是对知识性书籍来说的。文学性的书，作家其实也会设定吸引读者的“问题”，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评书相声不是都讲究“系个扣儿”“抖包袱”吗？好奇心带来兴趣。有了兴趣，就会一直读下去，还不觉得累。
知识性书籍，都有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必定是为了解释、批驳、赞同某个观点才动手写书的。好的作者，会条理清晰地先把他要回答的问题说清楚，再展开自己的论述。可惜，许多作者往往疏于懒于做这件事。这对专业读者问题不大，对其他读者就有点麻烦，简单来说就是，人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很多流传下来的名著，现代人之所以读不进去，就是因为对名著所处的“问题情境”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很多名著，当年都是锋芒毕露、万众期待的论辩性作品，和之前某个影响广泛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火光四溅的论战。当时的公众身处该“问题情境”之中，对辩论进展非常关注。其中水平极高的著作，自然影响重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后来还作为名著流传下来。
可惜，问题情境并不能跟着流传下来。同样还是那块石头，就激不起大浪花了。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在戳破当时流行已久的实证主义神话方面堪称振聋发聩，令无数学者耳目一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是后来，一方面，波普尔的证伪观点被后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另一方面，证伪、批判的思想已经成为公认的科学方法，没什么争议了。波普尔最初的开创性贡献反倒不那么醒目了。人们甚至都快把他给忘了。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被改成了厕所，而不是纪念室。
当代人如果不知道这其中的思想变迁史，不知道波普尔写书要回答什么问题，直接去读《科学发现的逻辑》，就很难读得进去。相反，如果你事先了解实证主义的种种观点，最好还是深信不疑大为赞赏。这时候有人给你《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本书，告诉你这本书是专门批判实证主义的，而且成功地把实证主义推翻了，定会激起你极大的好奇心。“那么好的实证主义，完美无缺，会有什么错呢？怎么可能被推翻呢？这家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可想而知，当你带着这么多亟待回答的问题去读书时，不但不会觉得辛苦枯燥，还会充分体验到阅读和新知的乐趣。读书时，你会时而痛骂时而赞叹，时而怅然若失时而若有所思，翻来翻去反复看，还会站起来找其他书对照看，总之充实忙碌得很。旁人看上去，就是一副入迷的样子。
可见，要想真正享受阅读和新知的乐趣，就要带着问题去读书。事先知道某书的问题情境，知道它在该学科知识谱系中的位置。这样读书，不但乐趣无穷，而且，每读一本书，就会有明显的知识收获。在你的头脑中，知识不再是一堆无意义的堆积物，而是一个批判-反批判-再批判的线索清晰的知识树。有了知识树，才会具备明确的思想观念，才能条理清晰地理解世界上的人和事。
好的老师的作用，就是指明知识门径，告诉你应该去读什么书，为什么要读，也就是给你解释问题情境和知识谱系。老师并不能代替你去读书，但老师可以提高你读书的效率。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读书的第二“要”——要带着问题去读书。
读书的第三“要”是：读书要与人讨论。
如果只是一个人读书，读完以后，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也就到此为止转而读下一本书了。其实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呢？很可能没有。因为还有一个考验你没经历，那就是把书中的观点、内容用你自己的话对别人讲出来，让别人也能懂。只有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理解了。
换句话说，看懂听懂了，和讲出来让别人懂了，这中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呐。
其实，所谓看懂听懂，很多时候只是在你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并不连贯的“理解链”。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是否坚实可靠，是很成问题的。当你必须用语言对别人讲出来时，其中薄弱的、缺失的环节就会暴露出来。要说出来，你至少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前面有了因为，后面才能有所以。含含糊糊的地方，你就会说不下去，出现断档。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有机会对几个朋友讲解几本书的内容。朋友们对这几本书很有兴趣，但他们工作繁忙没时间看，委托我看，然后讲给他们听。当然，讲的时候，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学生，对我这个“老师”没有丝毫尊敬。有疑问，有不同意见，他们就随时打断我，以把我问倒噎住为乐事。
结果就是，我以为自己完全看懂了的书，被他们一通“胡搅蛮缠”，就发现其实还有很多没理解的地方，只好回去再读。这可就是上文所说的“带着问题去读书”了。下一次见面时，我得把他们的质疑、刁难解释清楚才行。
就这样讲了好几本书。而这几本书，也成为书架上我理解最为清晰透彻的书。我实实在在地从这些书中得到了大量知识。翻开这些书，会看到密密麻麻的问号、勾划和批注，当然，还有炎炎夏日滴落的汗水印记。
也就是说，有机会把读过的书对别人讲一番，是读书的好方法，可以迫使你透彻全面地理解。当然，这种讲不是课堂上老师对学生那种单方面宣讲，而是面对面的对话，或者说讨论。如果对话者的水平比较高，讨论深入，效果就更好。
这就是读书的第三“要”——读书要和人讨论。
上学又被称为读书，但在学校上学和在家独自读书大不一样。上学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有很多讨论的伙伴，大家知识水平类似，兴趣类似，进展类似，如果还能有老师指点主持，这种读书后的讨论简直就是最佳学习方式了。
离开学校的人，如果想要读书效果好，也应该尽量创造类似条件，找到兴趣相同水平合适的讨论伙伴，一起读同一本书，边读边讨论，大家共同创造出边读边讲、透彻理解的环境。
说完了读书的“三要”，接下来说说读书的“三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