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你负地方行政军事将及四十年，最近在国家危难之际，并一度负行政院长之责，乘此息休之期，你可将你这近四十年之经验述一述。
阎：好，我以为我的经验，有价值向世人说的事很少，旣承君嘱，我可就记忆所及，与君言之，「供君一笑耳」。

辛亥太原革命成功之前，我常对我的革命同志说两句话：「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革命之后对良友及僚属常说的有三句话：「只为人谋，不为自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圣贤是也。旣为人谋，亦为自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豪杰是也。只为自己谋，不为人谋，失败是失败，成功亦是失败，胡涂人也。吾辈当作前者，忌作后者。」我对我的同志干部，常说：「尽人事，听天命，为社会上普通的说法；我们革命同志，应当说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分，我愿我们同志，要人定胜天，不愿在尽人事上，还要听天命。」

我于九月初八日起义，占了太原，卽派兵驻守娘子关。四十五日之后，清廷部队，由娘子关打入山西，这一枝清兵是第三镇，其带兵官镇统为曹锟，协统卢永祥，营长吴佩孚，队长王承斌，特务长张福来，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清军击破娘子关后，太原的秩序，颇为纷乱。尔后的做法主张，亦甚纷歧，有主张毁灭省会，付之一炬者；有主张保全省会，以图再举者；有主张集合全军，占据晋东，俟清军入太原后，断其后路，以困制之；有主张全军入陕协助陕西起义者。我写了一段告同志书为：
「同志们，革命的工作是以小胜大，以寡胜众，我们看看历史，凡革命的事功，没有不是经百败而后成功的，今日的失败，正是我们全面发动义军蜂起的机会，当我们九月初八决定起义，在早二时始全体一致，但到三时卽得悉汉口大智门被清军克复之讯，那时山西巡抚及提学使，急忙传知军队学校，当时我令军事单位禁止下传，诚恐动摇我们起义的决心，我们的革命为的是救国救民，是时代的要求，不以武汉的失败为我们的起义与否的根据。清廷失政，不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存在为施政的目标，乃不惜一再割地赔款，牺牲人民国家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帝位，这纯是与人民对立，与人民为敌，人心已失，绝无存在的余地，我敢断定，此次革命必然前仆后继，全国革命军必随各军人民痛恨清廷之心理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人民。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发动全省人民，奋斗到底。我主张分退南北，发动人民，再次合攻太原，胜利必属我们。」

至对北洋军阀的奋斗，第一是袁世凯时代之筹安会，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爕和、胡瑛）发起筹安会之后，袁特重山西，因华北民军势力，只山西一省，派员往返太原，一面说服今日帝制之必要，一面侦察山西之行动，我当时取沉默的态度，但我却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皆向民主途径转变，今日中国民主的势力虽在萌芽，但日长一日，诸君子谋国固有苦衷，逆势终当顾虑，知六君子之出谋筹安，实非主动。先是多少清廷旧臣，拥袁氏做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我曾以如此使袁走失败路，非爱护之道，我后来察知，怂恿袁氏做皇帝者，一部分是顽固，一部份是谄媚，一部份是满洲旧臣，藉此陷害袁氏，报复其迫清帝退任之怨。袁氏虽经多人怂恿，终未动意，最后日本皇室，转达日本皇家之意，其言最甘最巧，他说：「日本的政体，向以中国为嚆矢，中国的民国，实足以影响日本的皇位，为日本计，不得不力谋取消中国的民主，而藉以维持日本的皇室地位，如袁氏要做皇帝，日本当表最大之同情。」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对袁氏做皇帝亦表同情。盖袁氏自有称帝之心，无能为之讳，其所以促成者，中外人士，亦不能辞其咎。尤其中国满人之报复，日本之阴谋，袁氏不察，自不能不责袁氏欲以蔽智也。
袁氏称帝，深知第一阻力使其不能安然达到欲望者，卽为山西之民军势力，故其事先布置一最骄悍之金永，巡按山西，成立部队，袁氏称帝后，金永曾密奏袁氏：必须消灭山西民军势力，先将我撤职为结语。袁氏此时，业已病笃，此奏折未经读完，卽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氏病侧，劝袁病愈后再说，袁氏从此一病而不起，山西民帝之一场恶战，遂因此奏文坠地而打消。截至袁氏称帝之后，亲近诸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均不同情，但未力阻于前，不能不为一大遗憾。说者谓：「袁氏被宵小包围，诸老成亲信，无能为力。」但事后之不同情，我认成怏怏不愿做少主臣，亦为一大原因。

，楼主辛苦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