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也确实有助于我们来理解历史，比如提到隋炀帝，要承认他的“大业（大业，炀帝的年号）”并不是吹牛皮，他确实做了很多真正有用的事。比如，裁汰冗官；比如，兴建洛阳；比如，试图削弱门阀贵族的势力；比如，修大运河；比如，耀武突厥；比如，征高丽。裁汰冗官不用说，洛阳对唐朝也很重要，门阀贵族容易腐朽是肯定的，修大运河“利在千秋”，唐最终还不是要灭突厥、征高丽（注意，当时那个高丽的国土主要在现在中国东北境内，而不是朝鲜半岛上）。不过，能把这么多有用的事都做到变成对国家的危害，小杨还真不是普通的“坏皇帝”。这也是，有社会必然的原因，也不排除他个人个性的缺陷的重要作用，不过也可以说小杨的个性缺陷也是社会造成的呢。一切的好处、经验和成果，最后落给了李世民。我们也不必否认吧，任何人都是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才能继续往上的啊！有的时候想，如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如果小杨的个性上的缺陷少一点，他更明智一点，更坚毅一点，又会有怎样一个历史呢？这样的话，我们知道的李世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李世民呢？或者，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个和李靖那样的人齐名的“名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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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被委任为太原留守。在李渊以前，有史可稽的太原太守是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一个在大业十三年正好十三岁的悲剧性的少年。杨侑在本章稍后还会和李氏父子产生孽缘，在这里，只简单提提他在李渊之前成为太原太守的原因。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因为李氏父子的发达而被大肆渲染和夸张了，甚至可能是后来伪造的。据说在隋大业初年，有人说太原附近有“王气”。恰在北地“巡幸”的杨广命人于太原筑晋阳宫“厌之”，后来，便任命自己的孙子杨侑为太原太守，表示这道“王气”是为杨家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发出的。其实这个传说在后代的小说里使用过多次，如著名的《虬髯客传》，李靖就听人说“太原有王气”，因此跑到太原去见李世民的，当然，那个故事更是瞎编的，全无可信之处。有一件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有好些小说家把李氏家族描绘成“世镇太原”。在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尧帝的后代被封在“唐国”，后来几经变迁，远古的“唐国”之地，正是后来的太原。这一点，对爵位是“唐国公”（到了这个时候，“唐国公”已经没有封地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的李渊来说，被委任为太原留守真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正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所记，李渊很高兴地告诉当时在他身边唯一的亲人，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 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而相关的记载，在新、旧《唐书》中未见，显然这几句话很能证明李渊并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起意谋求天下的。同理，新旧《唐书》不载而《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另一个事迹是李渊命李建成在河东老家“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任上“密招豪友”。这被所有更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作为李渊和李建成都对太原起兵做了突出贡献的明证之一。考虑到在杨玄感叛乱时李渊就表现出来的雄心（野心），如前章所述。还有，新旧《唐书》里也抹不过去的，在太原时代，更多的“首义功臣”是依附李渊而非李世民，他们都因单独向李渊建议造反而被李渊信任重用，由此可知，李渊在这个时候比新旧《唐书》里记载的显得更积极是无庸置疑的。但有一点，即使非常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也基本同意的，是李世民确实有比他父亲更积极的行动倾向。李渊，前章谈到过，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都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里度过的，无论隋文还是隋炀，都对大臣，特别是关陇旧同僚十分猜忌，李渊好在是隋文疼爱的外甥才没有性命之忧，可也过得胆战心惊，尤其在隋炀即位后。于是李渊养成了太过谨慎的性格，再加上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通常都是更老奸巨滑但也更前怕狼后怕虎。这一点，即使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有痕迹，就是开篇提到的李渊被捕的故事。事情的起因是突厥进犯太原附近的马邑郡，李渊有两个派来监视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就把高君雅派出去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对抗突厥。按《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高君雅自持是皇帝派来干监视任务的亲信，不听李渊的命令，自己胡来，再加上王恭仁的能力也差，导致全军覆没。李渊即不敢治高君雅的罪，却让皇帝杨广大怒。杨广派出使臣，“系帝（这里指李渊）而斩恭仁”。这一被捕，李渊心中大后悔，因当时只有李世民在他身边，他对李世民说“隋的气数已尽，我家应继符命（当时不是说有‘桃李子，有天下’之语么），可惜没有早起兵，本来是忧虑你们兄弟没有集齐。”，然后李渊就要李世民别和他死在一块儿，赶快逃走，去找李建成起兵造反。李世民自然不愿意就这样逃走，劝李渊和他一起走。李渊则认为或者还有转机，应该是考虑到如果他自己逃跑那么到手的兵权就没有了，宁愿留在太原再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李世民便也没有走，数日后，居然杨广真的又派了一个使臣来，放了李渊，也饶了王仁恭。当时天下已经大乱，从皇帝所在的江都到太原，道路很难通行，两个使臣居然先后赶来，大家都认为是很神奇的事。当第二个使臣到达时，在城门职守的是温彦博，温氏一门是隋时有名的诗书学士之家，也是太原本地的豪族，早已依附李渊，他们得到消息后一阵风跑来向李渊报告，由此可知，即使当时没有皇帝的赦免令，真的就能杀了李渊也是个问题啊。李渊自然大喜，在温氏兄弟面前说的是“我这条命，以后的日子都是捡回来的”，转过身却对李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也就是做出了起兵的决定。

另外象李姓的“外家”，如李渊妻子一族的窦氏，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都在逃或被捕。很遗憾的是完全不知道李建成的妻子出自何家，所以不清楚他的“外家”情况。前面还提到过长孙家的一员，长孙无忌的族叔长孙顺德在太原，窦家也有一个在太原的，算来是李世民的“舅舅”一辈的人物，名叫窦琮。过去不知为什么事和李世民关系处得很僵，到了太原后据说心里很不安，李世民特别和他搞好关系，两人也就相安无事。回头说太原。李建成李元吉柴绍到了太原，李渊很高兴，和突厥也“勾结”得差不多了，李渊正式起兵。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一起率军征讨，并以他们年轻，又派前面提过的本地毫族温氏兄弟之一温大有指导参赞。这支军队是刚募集而成的，训练缺乏，路上李氏兄弟兼顾练兵，据说是秋毫无犯了。有士兵偷了行军路上平民家里的东西，他们就用钱偿还，教育但不重罚士兵，如此等等。这样就得到士卒和百姓两方面的忠诚和欢心，到了辽山县所在的西河郡城下，并不禁止城内民众出入，也使城内的人没有坚守的决心。然后么，三下两下就把这个城给攻了下来，除了斩郡丞高德儒外其余都没有追究，也得到了好名声。回军，前后一共只用了九天时间，李渊大喜，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是日，便决定了南下入关攻打长安的计划。这是太原起兵的“第一战”，颇值得分析分析。首先，李渊的心态。李渊其实并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无论是二十九岁已经快到而立之年其实并不“年轻”的李建成，还是一直在他身边的李世民。李建成够年长，但差不多没有多少经验，李世民跟在他父亲身边见识得多却是毛头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渊才特别派了温大有出来，千叮咛万嘱咐他跟好自己两个儿子。但李渊绝不会因为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而另派他人。无疑，应该也不缺乏有经验有年长的僚属，比如温大有不就是吗，但李渊不能让他们以统帅的身份立功，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亲人外，李渊很少有时候让外人做主帅，这一点，和隋文帝怎么都要派其次子杨广去做南征军的“傀儡主帅”的心态是一样的。李渊和隋文帝几乎有同样的毛病，他们见多了，也见怕了，被大臣轻易篡夺皇位这件事，所以在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这一点上，李渊和隋文乃至隋炀在骨子里是有一拼的，尽管李渊在外表上要比隋文隋炀表现得温和得多。这种心态，也不用去苛责，不过的确，比之李世民在贞观四年征突厥一役中使用两个“外人”（李靖李世绩）为最主要的统帅的气度，还是差了点吧。其次，西河一战并不难，前面就提到过，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郡的兵力不过数千，且分散各处，执行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更类似于今天警察的工作，所以西河的士兵是没有战斗力的，在加上也没有什么有战斗经验的人做守将，李建成虽然没有经验，李世民虽然年轻冲动，然则跟着他们一快儿去的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李渊几年讨伐“盗贼”出来的，军队素质其实不差。只要这两兄弟不是太二世祖，又或自己闹内讧，没有胜不了的道理。事实是，李建成也好，李世民也好，都可以算是人尖子了，当然不会做那么愚蠢的事。顺便可以看看唐初的情形，再怎么说李氏兄弟争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在共同对抗“外人”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同德得很呢，光这一点李渊就很能自豪了，这就叫教育成功。第三，西河本是小战役，有什么值得李渊那么高兴的呢，其实他不是不清楚，除了第一战告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外，李渊也就可以顺理成章让他的儿子们来掌握这个国家今后最重要的兵权，否则，以李建成李世民的资历，在这以前肯定是不容易服众的。这下子，他们有了首战的军功，很多人都会改变心态，不是仅仅把他们看作“唐公的两个儿子”了。攻下西河，之后一系列封官拜爵之事不必细说，李渊自封大将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统帅右军，李元吉太原郡守，留守后方，哗啦啦大军一拉，就直奔长安而去。

。严格地说，任瑰应该不是李建成招纳的，他本是李渊的下属，李渊故意利用职务之便让他做老家河东的户曹，当李渊去太原以后，就命其照顾李建成。想来，李建成他们逃去太原的时候，任瑰是帮了大忙的。这个人后来也多次随李世民建立军功，官至陕州都督，他的弟弟任粲是太子东宫典膳监，说白了就是给李建成管厨房的^^。不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吗，武德后期，有一次李建成招李世民饮酒，李世民喝了一会儿觉得胸口痛，李神通就送他回王府，那知道居然吐起血来，说是酒里有毒，差点儿送了命。据说任粲就参与了此事，故，玄武门之变后，尽管其他人不追求，任粲却依旧有罪，连带任瑰都被左迁（降职啦），不过后来他死的时候，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报告，李世民大怒，把管事的官员骂了一通，还是挺看重他的。以上的人物简介完毕。总之，终于决定南下长安了，李家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家族的问题，他们的野心，也不是仅仅成为割据乱世的群雄之一。“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句诗是李世民在多年以后回到武功旧宅时所作，“此地”与其说是武功，倒不如说是更贴切地形容出离开太原的那一刻的心情吧！

��李氏父子攻略长安的进程，基本上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其间，认真的战斗只有一场，就是霍邑之战。 ��霍邑一战的危机不仅在战场上，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唐军离太原，出雀鼠谷后，留守长安的隋室将领派名为宋老生的将领带两万精兵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这两万人，大概就是当时长安能集结的所有精锐了。这时候忽然下起大雨，而且经日不停，致使唐军无法前进，也没办法开战，只能在霍邑前不远的贾胡堡扎营停留。这期间，先是掌握了瓦岗大权，正在大力进攻东都洛阳的李密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信中历数杨广的过失，对李渊的语气也很托大，直呼李渊为兄（说来他们都是八柱国家的后代，李密也不算托大啦）。李渊老奸巨滑的，哪里在乎这一点口头上的东西，顺水推舟回封信去给李密猛带高帽，加之李渊过去装糊涂装惯了，外面风评是个糊涂庸碌的人，李密得意起来，更是一心一意攻打洛阳。 ��可李渊这边，雨老不停，又传来谣言，说反复的突厥背弃了和李家的和约，联合马邑的刘武周要进攻太原。而被派到突厥出使的刘文静也没有消息。接下来，故事重新开始有了两个版本：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开会，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现在前进不成，后方老巢却受到威胁，太原绝不能有失，应该回军。李渊又问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则认为谣言并不可信，突厥和刘武周之间还不是互相勾心斗角，能不能联合进犯太原还是未知数，而这边，他们热热闹闹地进军长安，走到半路就这么闷声不吭折回去，正所谓士气可鼓不可泄，以后要再进军就困难了。如果不能占据长安，那不也成了一个“盗贼”。李渊同意了他的两个儿子的建议。 ��好不容易，到八月，秋雨终于停了。李渊很高兴，出战。当日，北方的秋高而气爽的天气分外在雨后清澄，李渊用看风景的心情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今日一战，全看你们两个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认为在霍邑内的宋老生个性冲动，没见过大阵仗，可以想办法骗他远离城池作战。战斗开始，李渊在正面假装退却，宋老生追击，李建成和李世民从侧面绕过去，截断宋老生回城的道路。但这毕竟是长安隋军最精锐的主力，因此战斗白热化，所谓“数里之间，血流蔽地， 僵尸相枕”，遂斩宋老生。其时已日幕，李渊见士气很盛，相反霍邑的守军和大将都在城外被消灭了，便命登城，在黄昏六、七点的时候攻占了霍邑。这一战不仅是攻略长安第一战，也是战斗最激烈，死人最多的一战。战斗结束后，李渊也没有开始时看风景的心情了，沧然太息。��再来看新、旧《唐书》里的版本。 ��前面不变，唐军在贾胡堡受阻，下雨，李密来信，有谣言。 ��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商量，众人认为应该退兵，李世民和李建成持相反的意见。 ��这里李渊认真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退兵，并颁下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始后退。 ��李世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不是右军统领吗，他严令右军不管谁的命令，都不准动。然后李世民去找他哥哥，打算再去私下里说服李渊。李建成很犹豫，不愿意去，因为他想父亲，主帅都已经颁布正式的命令了，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命令是明智的，但再发表反对的意见是对拥有父亲和上司这样双重身份的李渊的不敬。李世民不管，一个人跑去李渊的营帐。守卫的卫士说李渊已经睡了，不能见他。大概是李渊故意不想见李世民听他和自己争辩吧，但李世民索性在李渊帐前痛哭起来。李渊气得不得了，往外大叫“你老子还没有死你哭什么”之类的话，李世民则立刻回以“虽然现在没死，反正离死有不远了”。李渊被李世民激烈的言辞震动，才把李世民叫进来，两父子嘀咕了半天，李渊终于觉得还是他的两个儿子是真心为他、为李家考虑才反对退兵，而其他人，显然是各有他们自己的私心。 ��李世民得了李渊命军队反转贾胡堡的命令，大喜，马上就去追已经出发的部分左军。半路上，甚至不小心迷了路，把马也丢了，不过到底把已出发的那部分左军追到，和士兵们一起步行回来（狠吧^^）。

��还有，正如前面所言，李世民在李渊第一次大肆封赏中得到京兆尹的职位。如果仅仅是军事上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持李世民在未来的宫廷战争的。京兆尹的职位不算高，作用却很大。因为管辖的正是长安及近畿地区。��在人才招揽上，也颇有可述之处。��这段时期，归于李世民幕下的最有名的人，应该算房玄龄和杜如晦。��房、杜二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却是交情即好的忘年交。其中房玄龄居长，父亲也是隋之官宦，官至刺史。史载房玄龄青年的时代正值文帝改易太子，废杨勇而立杨广，房玄龄秉持正统的观念，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隋之祸乱，自此而起。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投效李世民后房玄龄所做的，正是他年轻时代反对的事业。也不知当房玄龄助李世民和建成争夺皇位时，是不是会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正统观念，又是否有所感慨。从零星的一些片段看出来，在隋世房、杜和李世民间应该有一定交集。比如载于诗圣杜甫之记录的在王硅家的聚会，又如长孙无忌传里说长孙无忌和房、杜也是朋友。不过，似乎这些交集并没有使他们熟络起来，当李世民分兵掠地长安以西的时候，房玄龄“杖策”至辕门请见，一夕交谈，两人互相之间似才有了真正的了解，相恨见晚，遂寄以腹心。从史书上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已流露出他的野心。本来，李世民是兄弟中唯一一开始就参与太原起兵的，因此所谓“太原原从”的众功臣有一大半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再加上掠地长安以西时独挡一面，其幕府之中，自然有不少投效者。但唐进入长安后，设官立爵，大部分人都因为各种封赏而被调离，李世民为此十分忧虑，私下很房玄龄聊起这件事。房回答的是，如果殿下只想守住藩王的地位，也就没什么了，如果殿下一定要“经营四方”呢，就请把杜如晦留下吧。当然，这个时候，房玄龄就把他的老朋友杜如晦也拖下水了。��房玄龄在史册上以个性极其谨慎、心思细密著称。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有时甚至有点逢迎过头。比如说李世民如果生气，不论对错，房玄龄必定惶恐之极，无错也认错，好象大难临头的样子。另一方面，对其他人，房玄龄也是有名的好脾气，无论在秦王时代做幕僚对王府内诸将，还是在太宗时代做宰相对属下群臣，房玄龄都非常大度，据说是见人之长毫无妒忌，无不极力推举，见人之短也不求全责备，能使贤人小人各得其位，尽愿为李世民效死力。因为很善于察探李世民的心绪，所以也善于把李世民的愿望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连李渊都说房玄龄“每为吾儿陈事，千里外犹对面语”。不爱珠宝，李世民在武德间多所征讨，每克一地，其他人免不了翼求珍宝，房玄龄则一心去收罗当地的书籍档案。就是心太细，生怕有一点错失，举轻若重，因而在其为相以后，李世民曾说“宰相应该总揽全局，不要太注重小节”的话。话虽如此，，手下有这么一个又勤奋又有能力又谨慎的人，的确是一件很舒心的事。��杜如晦则相反，少以风流自命，故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临机果断，正和房玄龄的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相配。正所谓“房谋杜断”，很有名的。说来李世民和杜如晦倒是个性很相似。只是杜如晦命不好，年纪比房玄龄小，死得却早，李世民登基后不到两年，就生病挂了，挺划不来的。李世民后来很想念他，见到房玄龄的时候，常会想起杜如晦，对其家颇多赏赐。 ��李世民手下又有薛收，也是一个短命多才后来李世民很想念的人，大致亦在这个时间投效唐军。 ��薛收的父亲，是隋时极有名的薛道衡，道衡被杨广所杀，薛收因此之故怨恨隋朝，志不做隋官，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薛家是当时的高门大族，薛收和他的另外两个堂兄弟被称为“河间三凤”（PS：凤是雄的凰是雌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即薛收的堂兄薛德音是鸑鷟，薛收本人是离雏，他的堂弟薛元敬是鹓雏。 ��唐兴，薛收当然很支持，通过房玄龄的推举，他拉着他的堂弟薛元敬一起投效李世民，极得重用。薛收个性也略和杜如晦相似，善设奇谋，非常合李世民的胃口。而他的堂弟薛元敬，却活脱脱另一个房玄龄，谨慎得不得了。只是表现的方式却正好房相反，武德后期，李世民谋求太子的企图已是非常明白的事了，王府诸人，无不自申腹心，表示效忠李世民。唯薛元敬以名列“十八学士”的高位，只埋头老实做学问，不预半点“阴谋”，连房玄龄都佩服起来。

��和两位兄长相比，李元吉身边的人才自然少了许多，这里提一个人，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留守太原之元吉幕府的。 ��此人姓张名后胤，有趣的是张后胤正是李世民的老师，太原起兵亦有他在怂恿李世民，后来却被李元吉召为齐王府文学，可惜不知道他在元吉身边，又是否参与了武德时期的宫廷斗争，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问张后胤“你教的学生如何”。张后胤回以“孔子弟子三千，显达的不过位至子爵男爵，我曾教过一个学生，现在已经是皇帝了，算不算比孔子还厉害”。李世民又封后胤高官，说“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是也。后胤死时八十三，可算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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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唐之十 蘑菇小李的“悠闲”生活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陇西结束了对薛秦的作战，武德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出征，迎击刘武周狂飙突进的铁骑于河东。这中间，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唐朝都没有重大的战事需要他作战。在武德年里被论者认为以武功著名的大唐秦王，竟然有怎么长一个时间的“无武功”时期，那么这个时候的他，应该舒舒服服蹲着花呆发霉长蘑菇了。否则，他又在做什么呢？当然不是真的在发霉生蘑菇了。武德元年十二月，李世民的官职上，被加上了“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的新职务，如果说“太尉”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荣誉头衔，可以看作一种对李世民平定西秦的“奖励”的话，“陕东道大行台”的职务，就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工作”了。其实就是“太尉”这个荣誉性头衔，也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古时的太尉本是全国军事首脑，主管国家的军事事务。以武功在武德年间著名的李世民，在他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以后得到这样的荣誉，似乎正隐约预示着：他的父亲，大唐的天子李渊，确实正考虑着，让他这个次子来为自己总管“天下”的军事。当然，这个时候，唐的“天下”，还残缺得很。认真来说，其大致范围，也就主要是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三省，所谓关中、陇上、河东太原之地是也。其余远远近近来“归附”的，如徐世绩、罗艺等，他们所占据的地方，都相隔太远难以控制，其实只能算作奉唐为主的飞地，很难作为当时立国进取的根本。这么一个范围里，首当其冲的“前敌”部分，正是黄河以东的河东太原等地。这里即可以成为唐对外进攻的跳板，如果群雄中的某位入侵，也几乎必然先占据此地。因此，将“陕东道大行台”的工作分配给李世民，意义也就很明显了。就是要他总领这一“前敌”部分的军政民政一切事务，为即将进行的统一战争做准备。所以武德二年的新年刚过，李世民就被派出到长春宫镇守。长春宫，位于今天陕西省大荔县，正是今日陕西和山西、当时关中和河东的交界处，黄河的西岸，潼关靠北的地方。可以说，是后方的前线，又是前敌的后方，一个连接大唐核心地区和前方战区的中枢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的李世民——似乎还是在花呆发霉长蘑菇。这一年多里，唐的对外战略基本处于守势。和王世充不冷不热地打着小仗，隔着王世充和刘武周甚至窦建德的地盘，远远“归款”或“招降”了好几块飞地，有的守住了有的被人敲了，都和唐本身的军事没什么直接关系。甚至尧君素王行本折腾着的河东，也没见任何“大军压境”去灭他，有李家一个国戚独孤怀恩把河东围着，不知道怎么就是一直没有攻下。而河东可以说几乎就在长春宫的眼皮底下，这时候理应住在长春宫的秦王殿下，倒像只是好振以暇看热闹的局外人。如果说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胜利的话，个人认为首推二年五月对凉州的胜利。这个胜利倒不是什么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对一个实在也没什么指望的政权所实行的一个小小的间谍计的成果。凉州的李轨地盘又小、人才和物资都欠奉，偏偏还投降了以后又反复，他的手下根本不看好他，一个叫做安兴贵的部将就那么随随便便把他一出卖，也没人为他拼命，如此被送到长安砍了脑袋。凉州也就成为了李唐的囊中物了。不过，这一年多里，李唐推行了两项比之这些胜胜负负“重大”了许多的政策。一项，是二月初定的租庸调法，另一项，是七月初置的关中十二军，重整了周隋以来的府兵制度。其实这两项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授田、租庸调和府兵，耕战一体，正是从周隋以来，关陇集团强大的根本和夺取天下的天子之剑。

是“好处”，反思之，就是“责任”。李轨灭了是灭了，对李唐来说，这并不是结束，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当关陇核心根据地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来以后，怎么样把整个地方迅速地整合起来，让它成为李唐进军天下的兵站粮仓休养地，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不是虚号，它们的含义是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军区，然后以“总管”统领本地一切军民政务——已经被纳入囊中的凉州还需要建立军区吗？

因此，安兴贵刚反了李轨，李渊派出的是长子、太子建成前往接应，这个规格，不可说不高。 所以，把这一堆头衔扔给李世民，与其说是他有什么功要“赏”他，不如说这个担子要交给他。如果说当时李唐要把整个核心根据地变成攻略天下的一个大军营，那么，顶着雍州牧和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这几个具体职务大帽子的李世民，就是这块地区整合的具体指挥官了。 捎带提一点的是，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太子的接应工作似乎做得有纰漏。一路上天气暑热而建成“驰猎无度”，使得“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如果实信这个记载，那么太子接应工作之后，这一块还被特别拉出来扣到小李的头上，是否就是因为李渊对长子不放心所以觉得让次子来接手具体工作比较好。不过这一段见于新旧《唐书》不见《通鉴》，似是司马光认为不可信。考察李建成前后作风，说他谨慎过度误事也许可信，说他骄纵无度倒似乎确实难得。或者当时确实有士兵逃亡过多的情况，我个人倒怀疑可能是他作风不够强硬，被一些兵油子给摆了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