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腿跳”到“雙腿跑”：
中古史譯作的新變化
忽如一夜春風來，中古史研究呈現出一些新氣象。我和港臺學人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止一次對我提及，最近十年大陸中古史研究漸有“人才井噴”的現象，這個“井噴”的群體大致以1970s-1980s年代的學人為中堅。據我觀察，他們是學術活動的積極組織者，以連續九屆的中國中古史聯誼會和連續四屆的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為代表；他們甚或是學術風氣的引領者，以徐沖和孫正軍等先生提倡的“史料批判”為代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個群體的學人具有非常明確的自覺意識，他們正在走向中古史研究的前臺。他們具有堅實的學術基礎、熟練的電腦操作、豐富的網絡資源和多元的交流渠道等優勢，而且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掌握兩門——英語和日語——及以上外語。多重優勢使他們成為“兩栖學者”。什麼意思呢？中青年學者往往一邊翻譯，一邊研究，兩者同時進行。這個現象當然也存在於1940s-1950s年代學人中，如閻步克、黃正建、李憑、韓昇等先生，都有翻譯力作的經歷。前輩學人從事中古史翻譯的工作，以劉俊文先生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為代表。但是，我們看到，最近1970s-1980s年代學人組織和翻譯的著作，多以叢刊或叢書的形式大批推出，如徐沖先生組織的“日本學者古代中國研究叢刊”，凡十種，譯者都是1970s-1980s年代學人；又如孫英剛先生組織的長期出版計畫“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已出版三種，其它著作還在陸續翻譯和出版，譯者幾乎都是1980年代學人；再如中西書局組織推出的“中西學術文叢”，現在計畫推出十種，正在陸續出版，譯者大多數也是1970s-1980s年代學人。當然，在譯者年輕化的大背景下，學人所譯書目的推薦和翻譯，不乏前輩學者如榮新江等先生的關照和支持。大體而言，以前的中古史翻譯，1950s-1960s年代學人是主力，其翻譯是重點突破，以日本中古史研究著作為主；現在，1970s-1980s年代學人成為主力，其翻譯是全面進攻：一是大幅增加日本中古史著作翻譯的數量，二是將前人廣泛忽視的歐美著作，一併納入翻譯的視野。這就基本改變了以前中古史譯作“單腳跳”的現象，實現了“雙腿跑”。如此這般，許多停留在學人注釋中的外文著作，將從“熟悉的陌生人”，真正地被學人所熟悉。
二
眾裏尋他千百度：
合適的譯者
一本本譯著如何通過中譯本，獲得“新生”？首先就是譯者務必忠實地翻譯原書。在翻譯界有一句諺語，意思大致是“翻譯者是背叛者”。這個諺語應該成為每個中古史著作譯者的懸頂之劍，翻譯一詞一句一段一書，都要自問有沒有“背叛”作者原意？那麼，在哪些方面可能背叛呢？學術著作的翻譯和文學小說迥然相異。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曾提出“信達雅”的標準，我們相信，一本文學名著的翻譯，應當是直譯和意譯的有機結合。對於文學名作的翻譯，一味以直譯為主，以信為最高目標，就一定會失去原作的神韻和意境，有形而無神。相較而言，一本中古史研究著作的翻譯，似應以直譯為主，忠實地翻譯原著，“信”應是翻譯的基本準則。但是，如何能夠做到“信”呢？杜絕“常凱申”、“赫爾珍”之類的荒唐翻譯，並不等於忠實原作。如果一本譯作並無硬傷，但沒有譯出原著該有的學術味道，顯然也是平庸之作。徐泓先生在翻譯何炳棣先生《明清社會史論》之時自信地宣稱，力求復原何先生所引原典，是其不同於其它譯著之處。但要做到一一核實原始文獻和所引論著，看似容易，實則困難。最合適的做法，就是找到最合適的譯者。什麼才是最合適的呢？簡言之，就是譯者在所譯著作方面，有過硬的知識背景和學術積累，現在，1970s-1980s年代學人是學術譯作的主力軍，更要強調這種情況，否則一味地搞“圈地運動”，就會和學術翻譯的初衷南轅北轍。因此，譯者應該在擅長的研究領域，選擇方向接近甚或吻合的著作進行翻譯。張和聲先生曾將譯者喻成伴娘，認為伴娘再漂亮，也不能搶了新娘的風頭。我以為譯者和原著的關係，不啻於一種“聯姻”，“婚配佳偶”是最好的選擇。現在沒有專門從事中古史著作翻譯的職業選手。從事翻譯的學人，都是研究和翻譯同時進行，兩者如果不能很好的匹配，很難想像，譯者能夠完全檢核原始文獻，閱讀所引著作，如果不能這樣，必然是背叛者多，忠實者少。因此，徐泓先生的自信之辭不能算是最高標準，只能說是基本原則。譯者一定要從事熟悉領域的翻譯；如果貿然越界，翻譯陌生領域的著作，無疑會陷入漫無邊際的沼澤，踩下去是滿褲腿的泥巴，最終進退兩難。
三
“不過爾爾”？
學術史中的譯著
一本優秀的中譯本，並不意味著原著就此獲得“新生”。諸多頗有盛名的中古史論著，在翻譯之後，並沒有產生積極的回應。相關例證比比皆是。例如數年前谷川道雄先生的大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的中譯本出版後，遠未達到意料之中的效果。谷川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旗幟性人物，其著作在國內反響甚微，令人訝異。實際上，這種消極的反響一方面源於中日學人關於學術話題的隔膜，這一般是由原著和譯著出版的時間差造成的：谷川氏二書都出版於1970年代，當時確為日本學界所推重，並引起激烈的學術討論；然而時過境遷，近半個世紀之後，現在國內學人對於谷川氏所討論的話題逐漸意興闌珊；另一方面則是有些大陸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時缺乏學術史的眼光。實際上，任何一部有意義的著作，都是學術長河中的一部分，如果抽刀斷水，就書讀書論書，往往就會就遮蔽其學術史意義，從而也就不能準確地理解其學術意義。在這方面，結合有啟發的書評閱讀譯著，不失為一種理解和把握原著精髓的捷徑。以拙譯《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為例，讀者可在閱讀該書的時候，參考周一良先生的評介和仇鹿鳴先生的書評，這樣就能充分認識到這本著作的內容和意義。因此，一本重要譯著的出版，往往伴隨著數篇重要書評論文的發表，優秀的譯著和切中肯綮的書評論文可謂相得益彰，合則雙美。
中古史譯作的新變化
忽如一夜春風來，中古史研究呈現出一些新氣象。我和港臺學人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止一次對我提及，最近十年大陸中古史研究漸有“人才井噴”的現象，這個“井噴”的群體大致以1970s-1980s年代的學人為中堅。據我觀察，他們是學術活動的積極組織者，以連續九屆的中國中古史聯誼會和連續四屆的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為代表；他們甚或是學術風氣的引領者，以徐沖和孫正軍等先生提倡的“史料批判”為代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個群體的學人具有非常明確的自覺意識，他們正在走向中古史研究的前臺。他們具有堅實的學術基礎、熟練的電腦操作、豐富的網絡資源和多元的交流渠道等優勢，而且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掌握兩門——英語和日語——及以上外語。多重優勢使他們成為“兩栖學者”。什麼意思呢？中青年學者往往一邊翻譯，一邊研究，兩者同時進行。這個現象當然也存在於1940s-1950s年代學人中，如閻步克、黃正建、李憑、韓昇等先生，都有翻譯力作的經歷。前輩學人從事中古史翻譯的工作，以劉俊文先生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為代表。但是，我們看到，最近1970s-1980s年代學人組織和翻譯的著作，多以叢刊或叢書的形式大批推出，如徐沖先生組織的“日本學者古代中國研究叢刊”，凡十種，譯者都是1970s-1980s年代學人；又如孫英剛先生組織的長期出版計畫“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已出版三種，其它著作還在陸續翻譯和出版，譯者幾乎都是1980年代學人；再如中西書局組織推出的“中西學術文叢”，現在計畫推出十種，正在陸續出版，譯者大多數也是1970s-1980s年代學人。當然，在譯者年輕化的大背景下，學人所譯書目的推薦和翻譯，不乏前輩學者如榮新江等先生的關照和支持。大體而言，以前的中古史翻譯，1950s-1960s年代學人是主力，其翻譯是重點突破，以日本中古史研究著作為主；現在，1970s-1980s年代學人成為主力，其翻譯是全面進攻：一是大幅增加日本中古史著作翻譯的數量，二是將前人廣泛忽視的歐美著作，一併納入翻譯的視野。這就基本改變了以前中古史譯作“單腳跳”的現象，實現了“雙腿跑”。如此這般，許多停留在學人注釋中的外文著作，將從“熟悉的陌生人”，真正地被學人所熟悉。
二
眾裏尋他千百度：
合適的譯者
一本本譯著如何通過中譯本，獲得“新生”？首先就是譯者務必忠實地翻譯原書。在翻譯界有一句諺語，意思大致是“翻譯者是背叛者”。這個諺語應該成為每個中古史著作譯者的懸頂之劍，翻譯一詞一句一段一書，都要自問有沒有“背叛”作者原意？那麼，在哪些方面可能背叛呢？學術著作的翻譯和文學小說迥然相異。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曾提出“信達雅”的標準，我們相信，一本文學名著的翻譯，應當是直譯和意譯的有機結合。對於文學名作的翻譯，一味以直譯為主，以信為最高目標，就一定會失去原作的神韻和意境，有形而無神。相較而言，一本中古史研究著作的翻譯，似應以直譯為主，忠實地翻譯原著，“信”應是翻譯的基本準則。但是，如何能夠做到“信”呢？杜絕“常凱申”、“赫爾珍”之類的荒唐翻譯，並不等於忠實原作。如果一本譯作並無硬傷，但沒有譯出原著該有的學術味道，顯然也是平庸之作。徐泓先生在翻譯何炳棣先生《明清社會史論》之時自信地宣稱，力求復原何先生所引原典，是其不同於其它譯著之處。但要做到一一核實原始文獻和所引論著，看似容易，實則困難。最合適的做法，就是找到最合適的譯者。什麼才是最合適的呢？簡言之，就是譯者在所譯著作方面，有過硬的知識背景和學術積累，現在，1970s-1980s年代學人是學術譯作的主力軍，更要強調這種情況，否則一味地搞“圈地運動”，就會和學術翻譯的初衷南轅北轍。因此，譯者應該在擅長的研究領域，選擇方向接近甚或吻合的著作進行翻譯。張和聲先生曾將譯者喻成伴娘，認為伴娘再漂亮，也不能搶了新娘的風頭。我以為譯者和原著的關係，不啻於一種“聯姻”，“婚配佳偶”是最好的選擇。現在沒有專門從事中古史著作翻譯的職業選手。從事翻譯的學人，都是研究和翻譯同時進行，兩者如果不能很好的匹配，很難想像，譯者能夠完全檢核原始文獻，閱讀所引著作，如果不能這樣，必然是背叛者多，忠實者少。因此，徐泓先生的自信之辭不能算是最高標準，只能說是基本原則。譯者一定要從事熟悉領域的翻譯；如果貿然越界，翻譯陌生領域的著作，無疑會陷入漫無邊際的沼澤，踩下去是滿褲腿的泥巴，最終進退兩難。
三
“不過爾爾”？
學術史中的譯著
一本優秀的中譯本，並不意味著原著就此獲得“新生”。諸多頗有盛名的中古史論著，在翻譯之後，並沒有產生積極的回應。相關例證比比皆是。例如數年前谷川道雄先生的大作《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的中譯本出版後，遠未達到意料之中的效果。谷川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旗幟性人物，其著作在國內反響甚微，令人訝異。實際上，這種消極的反響一方面源於中日學人關於學術話題的隔膜，這一般是由原著和譯著出版的時間差造成的：谷川氏二書都出版於1970年代，當時確為日本學界所推重，並引起激烈的學術討論；然而時過境遷，近半個世紀之後，現在國內學人對於谷川氏所討論的話題逐漸意興闌珊；另一方面則是有些大陸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時缺乏學術史的眼光。實際上，任何一部有意義的著作，都是學術長河中的一部分，如果抽刀斷水，就書讀書論書，往往就會就遮蔽其學術史意義，從而也就不能準確地理解其學術意義。在這方面，結合有啟發的書評閱讀譯著，不失為一種理解和把握原著精髓的捷徑。以拙譯《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為例，讀者可在閱讀該書的時候，參考周一良先生的評介和仇鹿鳴先生的書評，這樣就能充分認識到這本著作的內容和意義。因此，一本重要譯著的出版，往往伴隨著數篇重要書評論文的發表，優秀的譯著和切中肯綮的書評論文可謂相得益彰，合則雙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