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了专门化以后，中国近代史组不到十人，邵先生讲课便比较深入了。我很喜欢听他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每次上课，他总是把一两叠西文书放在讲台上，然后一本本进行介绍。他当时身体已显得孱弱，常用手支撑着讲台，发音很细，可是我静心地听着、记着。而且，我在心底里记下了史学研究必须从史料出发，必须广泛地掌握史料，必须注意发掘新的史料，然后据史料弄清史实，据史实研讨史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上有些同学在大学时代已经有了研究方向，可是我当时兴趣较广，自己想专治何史尚不明白。有的同学就已定的方向去请教相关的教授，我只是有时与一两位同学相约随意去拜访教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求学入门的好机会，常常引以为憾。本来这个缺憾并非不能弥补，因为从1954年起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是很想报考研究生的。可是到1958年毕业时正值反右以后，那年研究生停招。

从80年代中期起，我渐渐把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西关系史。这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元代的中西关系特别发展，它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后来因教学工作需要，我便上伸下延，在杭大开设了中西关系史课程；二是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教学过程中我发现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很容易便钻了进去。自1993年春天起，沈善洪学长让我助他经管新成立的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我又做了一些中韩关系史的题目，并导致我将研究中西关系史的视角延伸到东西交流史。现在回头一看，近十余年来，中外关系史反而成了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最近，我有机会出版一本文集，自选了二十七篇文章，其中八篇属于各代中外关系史的具体问题，四篇属于马可波罗研究，三篇属于中伊（朗）关系史，五篇属于大航海以来中欧关系史，七篇属于中韩关系史，题为《远迹索心契——东西交流史论稿》。

除了研究一些题目，我一直在酝酿写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纲》。十余年来，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这方面的选修课、研究导论、方法与个案，不断积累起一些心得和认识。我想在前人论著基础上，做一次新的综合，而且将自己的心得和认识写出来。原来已有的几部著作看来都已经有些陈旧，当然我要超越前人，自立“清规”，亦殊非易事。我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已经在1994年出版，那是我编写《史纲》的前行基础工作。也许在进入2000年的时候，《史纲》可以问世。

《史纲》的编著已经酝酿了很久，至今未能完稿的原因之一是不断有一些研究课题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心有旁骛。例如，1993年秋天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见读三十九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致我花了一年半时间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现在，此刊的影印本已在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对它一见倾心，难以割舍，不仅因为它本身在中国出版史、报刊史和新闻史上的重大价值，而且因为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我相信，此刊的整理影印当会对新教教士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这段重要历史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1997年，我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同时通过论文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我颇感欣慰。三篇博士论文是：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龚缨晏的《鸦片入华与对华鸦片贸易（迄于1840年）》和莫小也的《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注意力既要引导学生走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又要追踪着各篇博士论文选题的内容。我自知学识有限，为了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必须不断充实自己，这也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我乐在其中，这使我享有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的旨趣和成果。我脑子里积累了许多可做研究的题目，但我自己不可能把它们一一做出来，我想培养好研究生，他们年纪轻，他们可以完成更多更大的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史学研究（不是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从史料出发。古代中外关系史史料的特点是丰富、分散、语种多、新材料层出不穷。史料方面的这种特点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同时要求我们下很大的功夫。不过，在具体研究方向确定以后，语言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范围，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就行将终结的20世纪中国而言，出现了哪些新材料呢?20年代时，王国维以为，自19世纪末以来，由新材料做出新学问者有五，即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这五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发展中。现在已临20世纪之末，我们回头来看，新材料又增加了许多。我想至少又可以列出以下五个方面：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囿于专业与闻知，缺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匡正。

以上这些新材料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关。史前遗存也有关吗?是的。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在对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中，就存在“中外关系”的问题，当然，这是属于史前范畴的问题。敦煌这个宝库当然更大有关系。我们在撰写《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佛国寺双塔与中国古塔的比较研究》和《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等文章时，为了深入讨论某些问题，都从敦煌的壁画与文献中找到了重要的论据，从而体会到这种新材料在研究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和潜质。

三
我们都知道，凡做一种学问，必要了解它的研究史及当前的研究动态，否则几乎不可能获得多少真正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史的专门论著，那末应该怎样进行学习和了解呢?我认为，鉴于这门专史的内容与特点，应该从中外两方面的学术发展史着手。

在外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涉及中外关系历史内容的记载。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东亚朝鲜、日本、越南的载录，欧洲各种文字的载录，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载录。但是，在研究史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着重了解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发展史。在欧美，中外关系史实际上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汉学又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汉学，欧洲的东方学的范围非常之广，其中，中亚学、伊朗学、阿拉伯学、突厥学、印度学、马来学、蒙古学、藏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和越南学等都与中外关系史密切有关，需要我们常加关注。我以为，东方学各个分支的比较全面的发展，乃是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日本的学者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相对占有优势的总体学术条件。我们切勿忽视这一点。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外关系史，就必须注意到欧美日本诸国东方学有关分支的已有成果。

但是，实际上，当欧洲的东方学以及汉学逐渐兴起时，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国，与欧美日本的东方学、汉学相观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起步。本世纪中国的几位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有开山之作。王国维撰有《西胡考》和刘郁《西使记》、刘祁《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四书的校注等。陈垣对基督教、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回回教的传入中国做出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其精湛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我们树立起著述的典范。陈寅恪1925—1929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率先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和“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课程，并曾撰写《支愍度学说考》、《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武曌与佛教》和《元代汉人译名考》等文，可是他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先”，后来在这方面未有更多论著，令人憾失。

当然，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有完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难以做到与世界各国的同行进行普遍的经常的交流，也不容易及时获得国外的学术信息。但是，经过积极的努力，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之下，有的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例如，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汉学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表现在：一、专门的丛书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不断推出重要的译著；二、专门的集刊《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已经问世，同时几种重要的学术刊物开辟了相关的专栏；三、开始出现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四、若干专门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已经成立。这种情况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当然，无可讳言，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东方学的各个分支，在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原来较有基础，有的近年发展较快，而有的则尚处于草创阶段。我们希望我国东方学各个分支的全面发展已为期不远。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同道们加倍努力，我们已可期待此学此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长足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