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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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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2014年06月27日 06:00 来源:《安徽史学》2014年2期 作者:陈宝良
  【内容提要】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关 键 词】明代 文武 重武轻文 崇文黜武
  【作者简介】陈宝良(1963- ),男,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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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以后,武将好文,蔚成一时风气,大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武将擅长赋诗论文。武人能诗,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明代武将能诗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万表、陈第等,其诗“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52),并非只能写“明月赤团团”一类的俗句。尤其是戚继光,其《入关》诗云:“少年好纸笔,长事行间役。”(53)可证继光少年时即从事文学之事,只是因为长年处于战阵行伍之间,才使他改而关注军事。后戚氏因深得文坛名人汪道昆、王世贞的称道,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又萧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纷纷投入幕中,尊称其为“季馨词宗先生”(54)。其他如杜文焕,亦甚好文,建曲馆,以“经文纬武”颜其斋,作有《餐霞外编》(55)。杜氏除了“博通经、史、二氏”之外,尚擅长“五七言律”(56)。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清朝人刘廷玑的记载,显可为明代武将好诗之风下一注脚。刘廷玑曾与好友在天许楼宴集,以朗诵古人诗为下酒之物,并拟搜罗从古以来武人能诗之人,或纪全编,或采警句,以成吟坛胜事。最后所采,还是“独明诗为最多”。根据他的记录,明朝武人能诗之人,分别有:定襄伯郭登,著有《联珠集》,其诗可诵者分别有《湳牙山》、《普安道中》、《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军回》、《寄泾州守李宏》、《梅子》、《塔顶》诸篇;参将汤胤勣,其可诵者有《题壁》一诗;戚继光,著有《止止堂集》,其可诵者有《登石门驿新城眺望》、《盘山绝顶》、《度梅岭》诸诗;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其可诵者有《挽薛养呆》一诗;万表,著有《玩鹿亭稿》,其可诵者有《悯黎吟》、《山亭纳凉》、《宫女叹》、《和徐东滨》诸篇;参将余承恩,著有《鹤池集》,其可诵者有《感兴》、《答草池约泛蓉溪》、《放舟行》、《望忠州》诸篇;都督张通,有《游西林庵》一诗;京营都督周于德,有《平乌剌江》一诗;指挥张元凯,著有《伐檀集》,其可诵者有《春日游西苑》、《西苑宫词》诸篇;千户李元昭,著有《岣嵝山房集》,其可诵者有《送周虚岩归吴》一诗;参将黄桥栋,其可诵者有《听秀上人弹琴》一诗;右都督张如兰,著有《功狗集》,其可诵者有《吴门夜泊》一诗;参将狄从夏,其可诵者有《月夜同刘天山作》一诗;守备袁应黻,其可诵者有《郑司马入塞歌》;百户奚汝嘉,其可诵者有《旅怀》一诗;百户陈鹤,著有《海樵集》,其可诵者有《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高邮赠龚山人》、《泊京口望金山寺》、《题杨法部容闲阁》、《写山水》、《题画赠姜明府》、《送张伯淳还关中》、《送王谏北山》、《吹笛怀友》;游击将军陈第,著有《寄心集》,其可诵者有《岁暮客居呈焦弱侯》、《邵武舟次》、《禹碑行》、《山中蚤秋》、《江心寺除夜》、《闽关旅夜》、《维扬谒文信公祠》、《过蓟州》、《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元夕宿泉州洛阳桥》、《送戚都护》、《塞外烧荒行》诸篇;临淮侯李言恭,著有《青莲阁》、《贝叶斋》、《游燕》诸集,其可诵者有《花朝》、《赋得匡庐山》、《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李佥宪招饮黄鹤楼》、《显灵宫》诸篇(57)。
      武将不仅能诗,而且好文甚至善于论文。如大河卫指挥佥事崔克逊,“读书好文,乐与儒士大夫游”(58)。又如千户姚福,就《六经》以下直至宋代文人之文,一一加以评骘。他认为,《六经》之后,左丘明作《春秋》(即《左氏春秋传》),堪称后世文章之祖;司马迁所作《史记》,力量超过《左传》,成为汉代的“文中之雄”;韩愈之文,“深醇正大”,可谓唐代“文中之王”;欧阳修之文,“渊永和平”,可谓宋代“文中之宗”。此外,他分别就班固、柳宗元、曾巩、王安石、苏轼之文加以论析,称班氏之文“详瞻”,柳氏之文“精核”,曾氏之文“竣洁”,王氏之文“简淡”,苏氏之文“痛快”(59)。论文之言,固不免因仍之弊,且亦有独到之见。


    IP属地:广东6楼2016-07-01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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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武将涉猎经史,且善于度曲。早在明初,魏国公徐辉祖就并非“特长于武”而已,而是时常侍奉皇太子与诸王“学通经史”。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命徐辉祖会同礼部、翰林院考试国子监生的文义,“第其优劣,送吏部铨用”(60)。其后,又有都督王信,沉毅简重,“被服儒素,闲居辄玩经史”(61)。至于“金带指挥”陈铎,更是以“词曲驰名”,甚至还牙板随身,不时可以“高歌一曲”(62)。
        其三,武将不仅与知名文人广泛交游,而且聘幕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好文风气影响所致。明代很多能文的武将,大多喜欢与文人交往。如戚继光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汪道昆、李攀龙均有交往,甚至雅歌相和,篇章交映,体现出一种“质有文武”的特点(63)。戚继光在蓟镇时,凡是招待前来阅兵的官员,亦极尽招待曲奉之能事。根据钟羽正的揭示,戚继光一次招待阅兵官员,多用奇花排列,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而那些参与阅兵的官员亦大多不加自爱,喜欢带上很多伶人游客,人数多达数十人,日夕酣歌,流连光景,登高览胜,伐鼓飞觞(64)。
        至于武将聘幕之风,正如谭纶所言,“乃各大小将官,不修实事,专尚虚诈,厚养刀笔之徒,置之帷屋之中”(65)。所谓刀笔之徒,即主持刑名之幕宾。晚明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66)。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67)。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68)。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管得帐”的幕宾(69)。聘幕宾,专为记账,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70)。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熏、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饷。萧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尤其是戚继光,在他所著诗歌中,其中不少涉及幕府中的文士、山人。如《奉召北还元日邀曹都阃顾黄方三山人集大安》诗,可见与他相交者,有顾、黄、方三位山人;《郑山人自闽赴友难归,诗以赠之》诗中,所交者为郑姓山人;《端午,方景武山人以赵藩骰牌、巧扇见寄》诗,则所交者为方景武山人;《送李文学归蓬莱》诗有云:“早年结社蓬莱下,塞上重逢已二毛。”可见,所谓的“李文学”,亦即李姓文士,是他早年在家乡的结社朋友,后来也曾投奔到戚继光的塞上幕府。《夏日同徐使君、方山人避雨朝阳庵,限阳字》诗,说明戚继光与山人时常以诗歌赓和。其中赠与方山人的诗中有云:“南北征尘里,艰危独共君。壮心悬白日,侠气薄青云。并榻时听雨,衔杯夜论文。十年交好意,今古挹清芬。”又《次马祥寺,值方山人至,共酌稼场》诗,有云:“关山一片月,游子十年情。”可见,这位方山人自东南海疆一直跟随戚继光到了北部边疆,两人相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关系相当密切(71)。《莫春方山人邀游山庄》诗,所交者为方山人。《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叶一同、莆方浮麓、文学郭海岳同登山屯之阴山》,所交山人、文学之士则更多。《送王山人南还》,其中之王山人,或许就是上述徽州府歙县人王十岳。《送叶山人归恒安三首》,所提及的叶山人,是否即为上面所言越人叶一同,尚须存疑,但他与叶山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诗中有云:“论交繄早岁,白首乃所期。岐路一何广,雅志遂参差。剑合古有言,分金亦吾党。握手且踟蹰,迢迢叹孤往。任侠应多愧,还丹好自求。不知他日泪,谁为故人流。”《送文学郭建初归闽》诗,有云:“幕中校艺万夫敌,衔杯出塞谁称豪。问天天欲何为者,高阳大名遽相假。”《夏日邀婺川令毛仪之、山人黄全之、方景武、文学钱子见游山庄,为邦龄赋别,兼呈诗社诸君子》诗,有云:“报君尚愧求龙种,草檄应多倚马才。”可见,这些文士或者山人在幕府之中,负责“草檄”亦为其职责之一。《夏日浮麓山人方君邀同诸客游山庄》诗,有云:“客尽江南盛,身仍塞北留。”足证幕中诸山人清客,多为江南才士。《登塞上台和幼海周山人韵》诗,可知所交者尚有一位周幼海山人。《甬东吕山人自蓟复游晋,因览天海,骊歌有赠》诗,所交者为吕山人(72)。此外,戚继光幕府中尚有武林人王栖云,远赴塞上,访戚继光于“干戈之场”,最后“赍志以没”(73)。


      IP属地:广东7楼2016-07-01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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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武合一:思想及社会史之转向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与武,犹如阴与阳。故治乱相寻,本于阴阳迭运,只有文武并用,方可相济有成。从文武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从“文武并用”到“文武两分”的变迁过程。三代以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帅,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自孙武、吴起立兵家之言,特设军容,不由民社,于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创郡县之制,汉封同姓为王,唐则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但无不曲为更张。即使如此,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文武两途,判别未甚。一至宋代,立国本弱,儒术歧多,以致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
          明初立国,凭借武功驱逐蒙元,恢复区宇。有鉴于当时掌握兵权的功臣武将,大多以汗马自骄,纷然多事,所以防微虑重,最终导致军政肘掣,文武势分情格。文武一旦判若两途,其结果则是:“俎豆干戈,不同其业;缙绅介胄,不同其官;闾阎卒伍,不同其治;疏附御侮,不同其职。”(74)习文的“儒者”,“长视阔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长之故”;习武的“武人”,亦“狃习纨绮,庸鄙偷惰,罔效尺寸”(75)。清初学者黄宗羲将此视为“文武过分”,即“书生视戎事如鬼神,将谓别有授受”(76)。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尽管唐、宋以后,文武已经分为两途,但当时所设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尚文武参用。惟自明代中期以后,文武之间,已经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77)明初制度创设者的本意,或许是通过文武“犬牙交制”的设计,使文武互相制约,不能反叛。然事实正好相反,文武相判的结果,反而导致以下两大弊病:一是“好名”之过。文臣以《诗》、《书》发家,则“援武事以示可用”;武将以骑射为业,则“掠儒术以示有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文臣善于阵法,武将善于属词,其实名不副实,“及试之事,宽则蠕望,急则狼狈,失故步矣”。二是“喜功”之过。按照明代的制度,三军之命系乎将,而将之调遣及其纠举之责在于总督与巡抚。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将在疆场效命,所立战功,往往被总督、巡抚所掠夺,使奖赏失去公平性;反之,武将一旦有所失利,而总督、巡抚并不分担罪责(78)。随之而来者,则是文武之间交讥互诟:或“武则非文,文则非武”(79);或“此以彼为俗夫,彼以此为腐儒”(80);或“文人谓武人不足语,武人谓文人无用,不识时务”(81)。无事则互相讥讽,有事则互相倾轧。
          其实,文武之间的关系,正如张居正所言:“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82)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文与武各有所偏重,但必须将文与武结合在一起,方为治理国家的全体。所以,自晚明以来,文武合一之论,又一时甚嚣尘上,且不乏文武合一之人。
         


        IP属地:广东8楼2016-07-01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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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坤以文武之才自命,好谈兵事。他在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茅坤认为,“会兵非数十万不可。贼走险旅拒,劳师费财,非计之得也。”请求自己选择5000人,“自署以往”,“以奇兵直捣其巢,连破十七砦”,荡平“累年负固之贼”(94)。作为唐宋派文学的领袖人物,唐顺之仅仅是一个文吏,却始终惓惓于论兵(95)。赵时春虽为“文士”,其志向则“专在攘夷狄复祖宗之疆宇,遗后世以长治久安”,故“喜骑射谈兵,日以边备不修为恨”(96)。陈第少为儒学生员,在音韵学上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后被俞大猷召致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战守事宜,劝以武功自见”。谭纶一见陈第,称之为“俞、戚之流亚也。”后投笔从戎,“起家京营,出守古北,居蓟镇者十年”(97)。


          IP属地:广东10楼2016-07-01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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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后者而言,当数俞大猷、戚继光最为著名。此外,尚有万表、郭登等人。
              俞大猷在做生员时曾追随赵本学学习《周易》,潜心学问,“起基卑迩,以为实修”,其学问之深,甚至被称为士大夫所莫及(98)。谭纶在给俞大猷的书信中,亦对大猷的文武全才多所称赞,云:“故公非独武人,亦文士也;非独将略,实相材也;非独功名之士,盖与闻乎性命之学者也。”(99)堪称确论。
              戚继光的平倭战功,已是彪炳史册。他自结发从戎之后,间关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后又在北边蓟辽练兵,颇有成效。尤其是他掌管京营之后,建议更制练兵,长驱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绩,收百世挞伐之勋”。陈第称戚继光自隆庆二年(1568)统兵蓟州之后,一直到万历十年(1582),在这15年之间,“胡尘不起,民享生全极矣”。王世贞亦称戚继光用兵如神,自两浙、闽、广,以及蓟门边塞,大小数百战,“所杀虏数万计”,堪称“东南名将无偶”(100)。至于戚继光的学术造诣及其诗文成就,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万表是一员大将,却一直谆谆于论学。清代史家全祖望曾见到过唐顺之给万表的翰札,读后亦令其“肃然起敬”(101)。作为名将的郭登,亦工于诗,著有《联珠集》。所上章疏,无不挥笔立就。如《送岳正还里诗》云:“青海四年羁旅客,白头双泪倚门亲。莫道得归心便了,天涯多少未归人。”又云:“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生平马少游。”著名文人李东阳评其诗为明代武臣之冠(102),虽属一家之言,但亦大抵符合实情。
              综上所述,像俞大猷、戚继光一类的武将,除了能破虏平蛮、屡立战功之外,又何尝不高踞文章之府。为此,清初学者黄宗羲云:“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103)此说可谓确论。


            IP属地:广东11楼2016-07-01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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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3)(97)(98)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50、364、373、373页。
                (92)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文武全才》,第4—5页。
                (94)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2《才能》,第498—499页。
                (9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3《跋唐荆川与万鹿园札》,收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册,第1424页。
                (96)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9《艺苑》,第723页。
                (99)张怡:《玉光剑气集》卷9《识鉴》,第395页。
                (100)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72页。
                (10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3《跋唐荆川与万鹿园札》,收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424页。
                (102)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3《诗话》,第802页。
                (10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三》,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34页。
                (104)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帝治》,第38页;黄瑜:《双槐岁抄》卷9《文武换易官秩》,第182页。
                (105)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帝治》,第38页。
                (106)黄瑜:《双槐岁抄》卷10《圣贤后裔》,第213—214页。
                (107)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08)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第5页。
                (109)明佚名:《草庐经略》卷1《训将》,收入《粤雅堂丛书》,清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刻本。按,《草庐经略》12卷,不知撰人。此书卷1有“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云云,可知是明人所撰。又书中引用了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可知作者当生活在隆庆、万历以后。
                (110)冯梦龙纂:《古今笑史》第31《口碑部·汤一面》,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531页。
                (111)陈确:《陈确集·文集》卷1《复来成夫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1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僖宗》7,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7—838页。
                (113)史载山、永巡抚马成名起自谪籍,“逢人谈兵,侃侃自得,然皆唇吻韬略也。成名复从臾姻家潘佥宪永图以七千金自谪籍躐升开府,仅两月,以失事相牵入狱,骈首西市”。又史载,翰林杨廷麟因弹劾杨嗣昌,改任兵部主事,成为督师卢象昇的赞画。翰林屠象美,亦自负知兵,替杨廷麟“募乌合百余人,指麾操演,旬余方行。至卢沟桥,望前途尘起,讹传敌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孑身而已”。参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第192、174页。
                (114)宋应星:《野议·练兵议》,收入《宋应星佚著四种》,第27页。
                (115)如明末清初人姚廷遴曾称,幼时“见上海城守营,仍有官兵四百名,止有一把总掌管,霜降后在演武场操练,惟放炮呐喊排阵捉倭而已,如同儿戏。武备废弛,一至于此”。参见氏著:《历年记·记事拾遗》,收入《清代日记汇抄》,第167页。
                (116)吕坤:《呻吟语》卷5《外篇·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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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弊端累积之问题,到明后期时已成难以根治之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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