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嘉靖初年的情形而言，当时需要首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变革赋役制度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变革赋役的问题。只有朝廷完成这一观念的转变，才能谈得上如何变革的具体问题。在钦定大礼之后，实现这一观念转变的条件生成了。在大礼新贵中，曾历任知县并进行过局部赋役变革实践的桂萼是当时极力主张赋役变革的中坚力量。嘉靖六年（1527年），桂萼以自己三任知县时所推行局部的成功的赋役改革为例，要求世宗进行全面的赋役制度改革（注：《太傅桂文襄公奏议》卷3 《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但如何将局部的赋役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世宗表示在支持赋役制度改革的前提下，要求多方会议，稳步推行。他对桂萼说：“览卿之奏，皆恤民图治之意，分豁灾伤、里甲二事，户部其斟酌可否以闻，务图经久补便之规，无为苟且。”（注：《明世宗实录》卷83，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丑。）
　　由于赋役制度改革涉及诸多问题，加之又无先例可循，所以，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变革的任务。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变革的初期阶段，只能依据各地具体情形而采取不同的对策，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将某地的具体作法推向全国。但在嘉靖前期，基本上确定了一条鞭法的原则。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疏言：“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注：《明世宗实录》卷123，嘉靖十年三月己酉。 ）唐文基先生认为：“一条鞭法的最初倡导者并非傅汉臣，而是内阁大学士桂萼倡于嘉靖九年。”（注：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这是有道理的。
　　总之，桂萼等人在嘉靖前期的重大贡献就在于首先完成了朝廷对赋役制度改革观念的根本转变，摒弃了长期以来拒绝或反对变革赋役制度的因循之习。一条鞭法就是这一观念转变中的产物。从此，变革赋役制度不再被视为非法行为了。在一条鞭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各地掀起了变革赋役的潮流。这一潮流一方面体现着世宗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变革精神，另一方面说明洪武祖制并未完全束缚住人们的思想，变革与守制之间的矛盾没有成为嘉靖至万历前期革新活动的巨大障碍。这是明代革新中的成功之所在。
　　综上所述，在嘉靖前期革新活动中，世宗君臣对祖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较好地处理了祖制与革新的关系，使祖制成为推进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他们利用祖制将后来出现且长期存在的弊政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形，将不合时宜的祖制条规予以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与祖制发生抵触时，他们不是过度地从言论上去辩明两者之间的是非，而是采取切实的步骤，以做为上，力行实践，尽可能地少谈甚至不谈革新与祖制之间的部分矛盾，避免了不必要的舆论攻击。他们的这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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