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的组合,常常是戈、矛、剑、钺配套使用,这在考古发现的巴蜀墓葬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剑为柳叶形,钺为銎内。蜀式青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这两类青铜钺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出现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西周以后,蜀式青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商代考古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青铜扁内斧(钺)不与青铜剑形成兵器组合。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扁内钺和柳叶形剑,不是一同(成组合配套)在当地发生、发展并配合使用的,二者应分别发生在不同地区,并且不是作为作战武器功能的系统配置来使用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车战使用长兵器,短兵器并不适用,所以夏商时代黄河流域几乎不见青铜剑,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式和环境相适应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钺为直内,有的学者认为是经过改装的近东战斧。①二里头的直内钺不与剑同出,这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青铜剑的使用,说明斧与剑在黄河流域的开始行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具有共时性,仍然表明斧、剑二者的来源不同。西南地区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组合配套使用,銎内钺为砍劈武器,其功能与斧相同,仅形制稍异,古蜀銎内钺的钺身尤近斧形,在有的地方出土的斧和钺,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区分不出哪是斧,哪是钺。仅从这两类兵器的组合看,古蜀与中原的兵器组合确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渊源,尽管二者存在交流关系。〔14〕由此可见,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的组合配套使用,显然不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入的。饶有兴味的是,近东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常与管銎青铜斧形成青铜兵器的组合,古蜀的这种情况与近东文明非常近似,应是通过南亚和中亚地区引入的近东文明因素(详后)。
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滞后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所谓文化滞后原理的体现。其实不然。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比中原黄河流域早,黄河流域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而古蜀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并且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不但连续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晚期直到战国秦汉,而且在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数量上,也是最多、最集中的。同时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也是长期组合,直到战国秦汉。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这种发展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具有自身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发展和延续,而这是所谓文化滞后说所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古蜀人会使用青铜剑这种兵器呢?这与这种剑型的功能和古蜀地区的环境有关。古蜀地区的中心是成都平原,向西据有四川西部高原,并且向四川西南山地和云贵高原扩张。在古蜀时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开明治水以前,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古蜀人在没有进行车战的情况下(迄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古蜀人使用战车的遗迹,历史文献同样没有古蜀人使用战车的记载),作战时使用短兵器,便于在森林中格斗,不但便于携带,而且便于近战。且短兵器不但是轻型武器装备,还可以进行中距离投掷,适合于在密林和山地作战,四川峨眉符溪、成都市罗家碾和成都市三洞桥青羊小区曾出土过带鞘的短小柳叶形青铜双剑,就是用于遥击的飞剑。〔15〕长兵器则适合于在平原和沼泽地带作战时使用。古蜀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往往是长短配合,成组成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古蜀较早引入青铜剑,这是由它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古蜀之所以不车战、不骑战,却较早引入短兵器的原因之所在。这与商代中原车战适合使用长兵器而不用短兵器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大平原上进行车战或集团作战,十分适合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长兵器的施展,短兵器则完全不适用,所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商周兵器,基本上是戈、矛等类长兵器。《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东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说:“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他所举出的这几类兵器,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作战武器,全都是长兵器,恰恰没有剑一类短兵器。这就充分说明,商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兵器,这与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的组合,常常是戈、矛、剑、钺配套使用,这在考古发现的巴蜀墓葬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剑为柳叶形,钺为銎内。蜀式青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这两类青铜钺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出现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西周以后,蜀式青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商代考古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青铜扁内斧(钺)不与青铜剑形成兵器组合。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扁内钺和柳叶形剑,不是一同(成组合配套)在当地发生、发展并配合使用的,二者应分别发生在不同地区,并且不是作为作战武器功能的系统配置来使用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车战使用长兵器,短兵器并不适用,所以夏商时代黄河流域几乎不见青铜剑,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式和环境相适应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钺为直内,有的学者认为是经过改装的近东战斧。①二里头的直内钺不与剑同出,这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青铜剑的使用,说明斧与剑在黄河流域的开始行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具有共时性,仍然表明斧、剑二者的来源不同。西南地区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组合配套使用,銎内钺为砍劈武器,其功能与斧相同,仅形制稍异,古蜀銎内钺的钺身尤近斧形,在有的地方出土的斧和钺,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区分不出哪是斧,哪是钺。仅从这两类兵器的组合看,古蜀与中原的兵器组合确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渊源,尽管二者存在交流关系。〔14〕由此可见,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的组合配套使用,显然不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入的。饶有兴味的是,近东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常与管銎青铜斧形成青铜兵器的组合,古蜀的这种情况与近东文明非常近似,应是通过南亚和中亚地区引入的近东文明因素(详后)。
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滞后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所谓文化滞后原理的体现。其实不然。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比中原黄河流域早,黄河流域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而古蜀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并且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不但连续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晚期直到战国秦汉,而且在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数量上,也是最多、最集中的。同时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也是长期组合,直到战国秦汉。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这种发展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具有自身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发展和延续,而这是所谓文化滞后说所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古蜀人会使用青铜剑这种兵器呢?这与这种剑型的功能和古蜀地区的环境有关。古蜀地区的中心是成都平原,向西据有四川西部高原,并且向四川西南山地和云贵高原扩张。在古蜀时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开明治水以前,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古蜀人在没有进行车战的情况下(迄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古蜀人使用战车的遗迹,历史文献同样没有古蜀人使用战车的记载),作战时使用短兵器,便于在森林中格斗,不但便于携带,而且便于近战。且短兵器不但是轻型武器装备,还可以进行中距离投掷,适合于在密林和山地作战,四川峨眉符溪、成都市罗家碾和成都市三洞桥青羊小区曾出土过带鞘的短小柳叶形青铜双剑,就是用于遥击的飞剑。〔15〕长兵器则适合于在平原和沼泽地带作战时使用。古蜀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往往是长短配合,成组成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古蜀较早引入青铜剑,这是由它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古蜀之所以不车战、不骑战,却较早引入短兵器的原因之所在。这与商代中原车战适合使用长兵器而不用短兵器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大平原上进行车战或集团作战,十分适合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长兵器的施展,短兵器则完全不适用,所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商周兵器,基本上是戈、矛等类长兵器。《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东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说:“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他所举出的这几类兵器,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作战武器,全都是长兵器,恰恰没有剑一类短兵器。这就充分说明,商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兵器,这与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