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事》成書時間的下限可由《資治通鑑》來確定。洪邁提到的“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或勸陜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18此段可能出於《遺事》，但司馬光于此無《考異》，所以洪邁說“不知別有何據”。《資治通鑑》另一段文字可能也來自《遺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天寶元年三月19）
　　李林甫嫉賢妬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眾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遺事》卷下〈肉腰刀〉）
《遺事》所記不知有何依據，恐怕是隨意杜撰出來的。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20這可能對《遺事》編造“肉腰刀”的故事有所啓發，後又為《資治通鑑》採入而有所改動。“笑裏藏刀”和“口蜜腹劍”後來成為成語，《幼學瓊林·人事》就有“李義府陰柔害物，人謂之笑裏藏刀；李林甫奸詭謅人，世謂之口蜜腹劍”的說法，想不到這兩個成語最初還有這樣一層“關係”。
　　《資治通鑑考異》明言《遺事》的僅一處，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十載正月，記安祿山生日貴妃洗兒諸事21，《考異》引“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祿山以金牌示之，云凖敕戒酒。”司馬光雖云“今略取之”，但詳《資治通鑑》正文，除“或與貴妃對食”一句似取《遺事》卷下〈金牌斷酒〉云“常與妃子同食”外（同時雜取《天寶亂離西幸記》的“與之促膝娛宴”），主要是根據《安祿山事迹》和《天寶亂離西幸記》的記載成文。《資治通鑑》完成時間在元豐七年（1084），這是《遺事》成書的時間下限。此外，竇苹《酒譜·性味》中引《開元遺事》醒醉草事22，而《酒譜》成書也是元豐七年。這也說明至遲到元豐年間《遺事》已經流傳。
　　綜上可知，《遺事》大約成書于北宋中後期，從《崇文總目》不錄《遺事》和《新唐書》不用其事來看，其成書的時間很可能在嘉祐（1056-1063）至元豐（1078-1085）之間。
　　再談蘇軾詩的問題。蘇軾有〈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23，第一首敍及姚崇、宋璟、王忠嗣、哥舒翰事，第二首得寶歌事，第三首明皇、秦國夫人事，均與《開元天寶遺事》無關，這些事均見于他書。此詩標題，《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標為〈開元遺事三首〉，施注本題下標“一作開元遺事三首”，査注本題下標“一本題云開元遺事三首”24，這應該是原題。“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是誤題，大約刊刻者見詩中秦國夫人為天寶時事，乃增“天寶”二字，後人更加一“讀”字，而有此誤25。蘇軾此詩作於嘉祐七年（1062），當時他是否見到《遺事》還是一個疑問。不過，蘇軾元豐二年（1079）作〈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第一首有“鞭{革登}遭割截”之語26，則用了《遺事》卷上〈截鐙留鞭〉之姚崇故事，後〈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也有“截{革登}須防舊所臨”之語，其寫作時間則在紹聖四年（1097）27。
　　從司馬光、竇苹、蘇軾等人引用《遺事》來看，大約神宗元豐時期此書已被某些學者文人閱讀。稍後王讜撰《唐語林》時採用唐五代五十家小說，原“序目”中有王仁裕《玉堂閒話》，但據周勛初考證，書中引錄的10條文字實際出於《遺事》而非《玉堂閒話》28。這個張冠李戴的錯誤是如何發生的還不清楚，但也可說明《遺事》在北宋後期已經流行。

《開元天寶遺事》是僞典小說
　　僞典小說是筆者提出的一個概念和小說類別，指編造杜撰各種新奇典故、代名、詞彙的一類小說。從表面上看這類小說近於傳統的軼事小說，但其寫作的原則、目的不同。宋代出現的《雲仙散錄》、《清異錄》和《遺事》就是這樣的僞典小說。我早在〈論五代宋初的僞典小說〉一文中已談到《遺事》問題，但未展開，後來在〈制異名新說、應文房之用——論僞典小說的性質與成因〉一文中，對於僞典小說的性質、成因、寫作手法等有較多論述，但主要以《雲仙散錄》、《清異錄》以及明代的幾部僞典小說為例，沒有涉及《遺事》29。下面專就《遺事》的僞典小說性質作一分析。
　　相對《雲仙散錄》和《清異錄》來說30，《遺事》較少引起人們的懷疑，但仔細比較三書，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表現在四個方面：一，《遺事》自序透露出與其他僞典小說相近的旨趣；二，《遺事》中有多條文字明顯表現出製造典故、代名的意圖；三，《遺事》與《雲仙散錄》、《清異錄》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如採用標目，文字簡短；四，《遺事》與《雲仙散錄》、《清異錄》在内容風格上有相似之處。
　　《雲仙散錄》的作者爲了誇耀其書内容的新奇，也爲了掩蓋所引書名的罕僻，在自序中說：“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又稱得《四部英華》等“傳記集異之書”而終編，至於選材標準，“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遺事》序則說：“因得詢求事實，採摭民言，開元天寶之中影響如數百餘件，去凡削鄙，集異編奇，總成一卷，凡一百五十九條，皆前書之所不載也。”仔細分析這段話，“去凡削鄙，集異編奇”和“皆前書之所不載”已透露出其中消息，和《雲仙散錄》的“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何其相似！《遺事》所載故事絕大部分無法和其他史料文獻對證，對此自序其實已作了“招供”。換句話說，其内容大部分出於編造，並無可靠的來源。
　　陳振孫稱《清異錄》“每事皆制為異名新說”31，正道出僞典小說的特點，就是編造新奇的代名和典故。下面舉些《遺事》製造代名的例子：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卷上〈傳書鴿〉）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爲“金衣公子”。（卷上〈金衣公子〉）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魂橋”。（卷下〈銷魂橋〉）
　　李白恃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呼為“醉聖”。（卷下〈醉聖〉）
以上四條，分別給鴿子取名“飛奴”，黃鶯取名“金衣公子”，灞橋取名“消魂橋”，給李白送了個別號“醉聖”。各條均有“目為”、“呼之”、“謂之”、“號為”一類字眼。從典故的角度來說，如果詩文中提到鴿子用“飛奴”，涉及黃鶯用“金衣公子”，必然為詩文增色不少。前面提到的“助嬌花”、“肉腰刀”等也是如此。僞典小說就是這樣編造杜撰一些新奇的典故（故事）和代名，以吸引人們注意的32。
　　《遺事》卷上的〈鸚鵡告事〉比較出名，且不論所敍楊崇義故事的真僞（不像盛唐之事），其中“封鸚鵡為綠衣使者”一句恐怕纔是一篇的關鍵，或者至少是作者用心處之一，至於稱張說因此寫〈綠衣使者傳〉，更是全然難信。《雲仙散錄》裏有薛稷給筆墨紙硯封九錫拜官的内容，拜筆為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拜墨為松燕督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拜紙為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拜硯為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33，和綠衣使者、金衣公子之類的稱號採用了同樣的命名方式。這類文字固然可以追溯到袁淑〈雞九錫文〉、〈廬山公九錫文〉等俳諧文，但為動物、植物、器物作俳諧傳（擬人傳）的風氣則要等到韓愈〈毛穎傳〉出來以後纔有，因此張說是不可能作〈綠衣使者傳〉的。此外《遺事》卷下的〈傳書鷰〉與〈鸚鵡告事〉頗爲相似，也稱張說作傳，同樣不可信34。

從形式上看，《遺事》與《雲仙散錄》、《清異錄》一樣，都在每條文字前加有小標題。唐代小說中有標題者不多，《國史補》用五字標目，《雲溪友議》、《鑑誡錄》用三字標目，《燈下閒談》用四字標目，較爲整齊。題目長短不一者有《唐闕史》、《劇談錄》、《北夢瑣言》，《遺事》與《雲仙散錄》、《清異錄》也是如此。但將六書進行比較，即可發現差別。前三書標題均直指内容，後三書則意在代名、俊語、奇事。現選取一些題目列于下：
　　丁約劍解、滎陽公清儉、郗尚書鼠妖、裴晉公大度、崔相國請立太子、盧員外題青龍寺、御樓前一日雨、薛氏子為左道所誤、虎食伊璠、東都焚寺（《唐闕史》）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劉平見安祿山魑魅、李鄴侯救竇庭芝、狄惟謙請雨、洛中大水、劉相國宅、慈恩寺牡丹、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元相國謁李賀（《劇談錄》）
　　宣宗稱進士、李太尉抑白少傅、放孤寒三人及第、溫李齊名、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李商隱草進劍表、張建章泛海遇仙、以酒致禍、明宗獎馮道（《北夢瑣言》）
　　幽人筆、黑松使者、墨娥、九和握香、迷香洞、六班茶、字能三年不昏、鵝蒸三千段、芋郎君、水晶環、麒麟草、奪釵、墨狻猊、磁石枕、洗心糖、糠市（《雲仙散錄》）
　　龍潤、跋扈將軍、彩局兒、鬧侯、胭脂虎、香祖、邊幼節、金剛不壞王、蜜父蠟兄、卻老霜、針史、混沌譜、自在窗、高明世界、天祿大夫（《清異錄》）
　　玉有太平字、豪友、花上金鈴、醉輿、知更雀、富窟、夜明杖、被底鴛鴦、占風鐸、歇馬杯、吹火照書、油幕、隔障歌、冰獸贈王公、暖玉鞍、風流陣、美人呵筆（《遺事》）
可以看到，《唐闕史》等三書的題目大多是具體的，一般是就其記敍之事進行概括，是一個短句或短語，而《雲仙散錄》等書的題目則很少如此，大多為名詞（代名）。而且，《唐闕史》等書的敍事風格與《雲仙散錄》等也完全不同，前者一般有具體情節，後者僅是簡述。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唐代小說不用標題，一般視爲與《遺事》同類的《明皇雜錄》、《次柳氏舊聞》、《開天傳信記》也沒有標題。
　　除標題風格類似之外，《遺事》的文字大多簡短，也與《雲仙散錄》、《清異錄》相近，而與《明皇雜錄》、《次柳氏舊聞》、《開天傳信記》相差較大。爲了直觀地反映這一點

《遺事》每條文字的字數與《雲仙散錄》、《清異錄》非常接近，與《次柳氏舊聞》等書相比較，顯然屬於另一類型。而且如果把《遺事》等三書的標目字數減去，每條字數將更少。還可以指出的是，從王仁裕《玉堂閑話》和《王氏見聞錄》的佚文來看，也明顯和《遺事》不同。這里就不再舉例了。
　　《遺事》不僅外在形式上與《雲仙散錄》、《清異錄》相近，在文字風格上也很相似。錢鍾書曾說《清異錄》“杜撰故實”、“思巧詞纖”、“名目尖新”、“比擬慧黠”36，這可以看作是對僞典小說内容風格的準確概括，《遺事》也是如此：
　　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御寒氣，自呼爲“妓圍”。（卷上〈妓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卷下〈千炬燭圍〉）
試比較《雲仙散錄·燭圍》：“《長安後記》曰：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燭圍。”這是毫無根據地“杜撰故實”。
　　再舉兩條：
　　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杯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卷上〈自暖杯〉）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爲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卷下〈投金錢賭寢〉）
比較《清異錄》：
　　抵鵲盃，房州刺史元自誠物也，類珉而色淺黄，夏月用浸桃李，雖無堅雪，而水與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器具門·抵鵲盃》）
　　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為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官璫私號骰子為剉角媒人。（《君道門·彩局兒》）
像這樣纖巧尖新的文字，在《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等書中則很難見到。
　　《遺事》與《雲仙散錄》的密切關係，還可以通過《雲仙雜記》大量混入《遺事》文字來說明。《雲仙散錄》傳本有兩個系統，一是不分卷的《雲仙散錄》，一是十卷本的《雲仙雜記》。十卷本《雲仙雜記》的前八卷就是《雲仙散錄》，後兩卷共79條則採用《資治通鑑》、《南部新書》等書的內容，不知出於何時何人之手，但絕對不是《雲仙散錄》原本的内容37。在這79條文字中，卷十第2條至第16條均出於《遺事》，《遺事》也是《雲仙雜記》後兩卷引用最多的一部書38。如：
　　太白山居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繩繫一鐵片子，鳥獸聞之，即集庭下，名曰“喚鐵”。（卷十〈喚鐵〉）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座，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坐具？”（卷十〈花裀〉）
這兩條均見《遺事》卷上，標題亦同，但原文更長39。《雲仙雜記》的文字是據《類說》卷二十一的《遺事》轉錄的，《類說》已經進行了文字精簡。《雲仙雜記》之偏好取材于《遺事》，正是因為它們的文字風格近似，都具有僞典小說的特質。
　　洪邁在說到“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時，將《老杜事實》與《雲仙散錄》、《遺事》相提並論。陳振孫也說《雲仙散錄》“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東坡《杜詩注》之類”40。《老杜事實》即“東坡《杜詩注》”，這是南宋初出現的一部託名蘇軾注釋杜詩的僞書。當時還有一本託名李歜的《老杜詩史》，也是同樣性質的僞書。這兩本書均已亡佚，但其内容被多種南宋的杜詩注本採入，也就是杜詩學界熟悉的“僞蘇注”41。郭知達《校定集注杜詩·序》云：“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設為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42陳振孫云：“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中，殊敗人意。”43《老杜事實》和《老杜詩史》原本是單獨成書的，也可算作是僞典小說。
　　僞蘇注中最有名的故事當屬“阮囊羞澀”。杜甫〈空囊〉詩有句云：“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僞蘇注就說：“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澀。’”僞典小說與僞注有著對於典故的共同興趣，其文字風格上的相近也不足爲奇。有意思的是，僞蘇注裏有個故事竟然與《遺事》暗合：
　　《開元別記》：明皇與妃子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近為限，賽其元，擲於地者以金觥為賞。今里巷皆效之，諺曰卓親。（杜甫〈曲江對雨〉“何時詔此金錢會”句之僞蘇注44）
　　内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遺事》卷上〈戲擲金錢〉）
《補注杜詩》引師注，即用《遺事》此條為注，其實和《開元別記》一樣是不可信的45。既然有人可以編造《開元別記》的書名和一則故事來注釋古詩，又何嘗不可編一本小說而在裏面放置一些古詩的“出處”和“解釋”呢？這就像《龍城錄》中為蘇軾詩準備了“趙師雄醉憩梅花下”的故事，為韓愈詩文準備了“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華陽洞小兒化爲龍”、“羅池石刻”等故事一樣46。朱熹曾說《龍城錄》“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遺事》也運用了這一手法編造故事，爲詩作注。除〈戲擲金錢〉似爲杜詩“何時詔此金錢會”準備外，卷下〈占雨石〉一條似乎也是爲杜詩準備的，南宋王楙即上了此當，《野客叢書》卷二十八〈筆架沾雨〉云：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為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47
王楙懷疑杜詩用了蘇頲的典故，進而懷疑傳本“沾窗雨”當作“占窗雨”，這當然是錯誤的48，但宋代杜詩版本中也許此字確有作“占”的，故而《遺事》為之準備了一則故事。錢謙益稱僞蘇注是“僞託古人”、“僞造故事”49，僞典小說也是如此。《遺事》之託名王仁裕，也正如《清異錄》之託名陶穀，《龍城錄》之託名柳宗元一樣。《雲仙散錄》題一個無從查考的“馮贄”，則和《老杜詩史》題“李歜”同一手法。
　　爲了說明《遺事》與《雲仙散錄》、《清異錄》、《老杜事實》等在文字風格和作僞手法上的相似性，上面舉例所用條文有的在内容上也有相似之處，但不能因此認為《遺事》的內容可以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證。事實上，想找到與《遺事》相印證的文字是十分困難的，此書的史料價值非常低。

《開元天寶遺事》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遺事》既然是編造和杜撰故事的僞典小說，也就談不上可信度和史料價值問題。不過《遺事》中的少量記載還是有根據的。曾貽芬在該書點校說明中提到〈立有禍福〉盧奐事與《舊唐書》相近：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遇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寳，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卷上〈立有禍福〉）
　　奐，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舊唐書》卷九十八〈盧奐傳〉）
記載確實相同，可能撰者參考了《舊唐書》或唐國史50。不過《遺事》後面“立便有禍福”一段謠諺，卻不見於《舊唐書》及其他史料51，又令人懷疑。曾貽芬還指出卷下〈金函〉記宋璟事可與《舊唐書·宋璟傳》相印證，則稍顯牽強。《遺事》重在玄宗以“金函”貯有益之章疏，而《舊唐書·宋璟傳》中只說玄宗將宋璟之言書之座右，二者還是有差別的。
　　其實，《遺事》卷下自〈猧子亂局〉至〈百枝燈樹〉相連續共7條文字，倒是有來源的。〈猧子亂局〉事見《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決雲兒〉、〈長湯十六所〉、〈錦鴈〉、〈夜明枕〉、〈金雞障〉、〈百枝燈樹〉六條所記之事，見於《津陽門詩注》52。其中有的記載還見於其他小說、史料，如〈長湯十六所〉、〈錦鴈〉所記華清湯池建制，《明皇雜錄》卷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玄宗〉引）、《譚賓錄》（《太平廣記》卷二二七〈華清池〉引）也有相近的記載。〈夜明枕〉記虢國夫人有夜明枕，《明皇雜錄》也提到虢國夫人有夜光枕（《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玄宗〉引）。〈金雞障〉事又見《安祿山事跡》卷上、《舊唐書·安祿山傳》等書。因此，以上7條文字所記事實是有其根據的。這可能是作僞者為掩飾而插入的條文。不過〈錦鴈〉末又比《津陽門詩注》多了一點內容：“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有所得焉。”恐怕是《遺事》作者增添的53。抄纂舊書，又妄添新事，這是僞造古書的人常用的手法。前述〈立有禍福〉條也是如此。

二师兄

八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