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不小心说了：“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耐心，急于改变。”
“对对，您说得太对了。我就是这样没有耐心，有时候特别着急，总是想着事情要快点解决，一点都搁不住事。那我怎么才能改变呢？”他像是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急切地望着我。
怎么才能很快改变“急于改变”的状态？这可真让我为难。

悖论的历史由来已久。简洁点的，像“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起的石头？”或者“我现在说的是一句谎言”，复杂点的，像维特根斯坦讲的悖论故事：
有个国王颁布了一部法律，凡是要进入该国的外国人必须陈述进入该国的真正理由。那些没说真话的人，将被处以绞刑。一个找茬的辩士来到了该国。他说，我之所以来，就是为了让国王判我绞刑。这下国王麻烦了。如果他把法律当真，他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判他绞刑——如果他这么做了，辩士就说了真话，按理无罪；他又不能不判他绞刑——如果他不判他绞刑，辩士就说谎了，他应该被判绞刑。于是国王陷入两难的悖论动弹不得。

可是，让他们放弃改变的企图太难了。觉得自己问题就是“不能接纳自己”的来访者会担心如果自己不努力改变，就会变得“更不接纳自己”；监督孩子的母亲会担心没有自己的提醒，孩子会更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指责丈夫“不像男人”的妻子会担心没有自己的提醒，丈夫会更“不像个男人”；丈夫也会担心，如果不对妻子怒吼，妻子会无休止地争吵下去。
于是，处于悖论中的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当改变的企努力本身变成了问题，人们就只能在恶性循环中疲惫挣扎，无力摆脱。
很多心理问题都有这种悖论的影子。
比如，失眠的人会把失眠当作一件重要又痛苦的事。在入睡之前，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暗示自己，“我要努力睡着，不然明天就会变得没精神”。可是他们没想到，当他们“强迫”自己睡觉的时候，睡觉变成了一个任务，一件不得已的苦差事。他们的脑子里紧绷着一根弦，观察着自己入睡的蛛丝马迹。很多时候，正是这根弦把入睡的自己惊醒了。

比如，焦虑的人会在各种让他紧张的场合不断跟自己说“我不能紧张，如果别人看出我的紧张，我就要丢人了。”可这个想法本身就让人紧张。他们脑子里也有一根弦，在搜集自己紧张的蛛丝马迹。一旦身体有了一点紧张的迹象，他们就惊慌万分。焦虑就这么如期而至。
再比如，抑郁的人，心理常常会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抑郁太可怕，我得让自己快点积极起来。一旦他们陷入抑郁的情绪中时，他就会自责：“我怎么这么没用，连开心一点都做不到！”而这种自责会让他更加抑郁。
强迫的人会努力想把某个念头从自己头脑中排除。他会不停提醒 “不要想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什么呢？当他这么提醒自己的时候，那个他想排除的念头自然而然在他头脑中浮现出来，让他痛苦不堪……

“放弃治疗”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冒险。要让问题中的人放弃心理防御，直面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是件很困难的事。虽然很多人一直在寻求改变，但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真正的改变并不是连续的、符合逻辑的修修补补。改变有时候很艰难，就像一个人从悬崖一边纵身跃下，去经历原有秩序破碎的时刻，那艰难又深刻的顿悟，才能让自己的脚重新站上另一块更加踏实广阔的平原。但改变有时候又很容易，它只需要我们巧妙地转换一个语言框架。
艰难的改变，最有名的，莫过于森田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本人的故事。森田疗法的理念正来源于对“放弃治疗”的领悟。该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正马从小就是个神经症人格。7-8岁时在日本寺庙里看到彩绘地狱壁画，感到毛骨悚然，陷入了死亡恐怖的阴影。12岁时还为尿床苦恼。16岁有偏头疼、心律失常、“神经衰弱”、失眠，这些神经症人格爱得的疾病他都得了。森田就是带着症状一路痛苦地来到了青春期。

大一时，父母因为农忙，两个月忘记给森田寄生活费。神经症的人非常容易想多了。森田就误以为父母不支持他上学，他越想越觉得气愤，觉得自己被父母忽视，甚至一度想当着父母的面自杀。伤心难过之下，他决定放弃治疗算了。他不再吃药了，也不再理会身体的症状。对“心律失常”、“神经衰弱”这些让他担心得要死的身体症状，他都以“死都不怕，爱咋咋的”态度来对待。他就只顾拼命看书学习。

结果，他不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连神经症的症状也消失了。
森田疗法的核心理念，就是“带着症状生活”，通过“放弃治疗”打破改变的悖论，通过“为所当为”寻找新的人生意义。说易行难，这种领悟很难通过语言传递。森田原本设计了一整套类似禅修的体验的活动，为期近一个月。但为了适应现代人生活的快节奏，这种体验式传统被放弃了，改成了谈话。

而以我的经验，谈话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有时候，一些来访者会抱怨，这咨询师什么也没说，他只会苦口婆心地劝我应该更加“悦纳自己”！他们的抱怨是对的。因为当一个咨询师这么说的时候，他也陷入了悖论——他试图通过让来访者改变自己来“接纳自己”。
那么，该怎么来解开这种悖论呢？

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案例（稍微做了点改编）：
一个老红军已经失眠很久了。他找到一个很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来治疗。他跟精神科医生说：
“大夫，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该怎么办？”
那个医生想了想，说：“你在说谎吧？怎么可能有人会整晚睡不着？如果整晚睡不着，你不早就死了？”
老红军急了，“我骗你干嘛？我到你这儿找乐来了吗？我就是睡不着啊！”
医生说：“我不信。”
两人争执了一会。医生说：“这样吧，你证明给我看。今天晚上你回去，你就盯着天花板，跟自己说，我要睡着了，我就是老杂种！你要没睡着，你明天再来找我。”
结果那个老红军回去后，盯了会天花板，很快就睡着了。

我自己也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来访者克服睡眠问题，尤其是那些因为担心失眠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的来访者。我有一个来访者，每天9点多久早早上床睡觉，然后每天要辗转到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他很担心这样的节奏影响他考托福。我跟他说，你不是担心自己的英语考试吗？你可以在9点到11点之间背英语单词，11点30之前绝不允许自己上床睡觉。如果还睡不着，继续背英语单词。他真这样做了，结果一星期后睡眠就变好了。

为什么这样的方法会起效？当人们失眠时，睡觉在意识中变成了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任务。而当任务是“不睡觉”时，睡觉忽然变成了人们想要的东西，而克制睡觉的诱惑反而变成了一件难事。在这样的思维中，思维的悖论被打破了。人们不会再因为担心得睡不着觉而睡不着觉。

在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在其名著《活出生命的意义》中说：
“正是恐惧导致了所害怕的事物的出现；另一方面，正是过度渴望使其所希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
“恐惧”或“过度渴望”的本意是让人逃离或趋近自己想做的事，结果反而让他们不想要的事发生了。为了防止“恐惧”和“过度渴望”坏事，他发明了一种叫“矛盾意向法”的治疗方法。在这种治疗方法中，他鼓励来访者越是害怕什么，就越在意向中努力让这件事发生。比如，如果你要准备一个讲座，你担心自己在讲台上会脸红，弗兰克就会建议你努力让自己脸红，来看看自己究竟能脸红多久。如果你担心自己出汗，他就建议你尽量出更多的汗。

“矛盾意向法”的核心，就是让你放弃对害怕事情的逃避，相反，通过引出让你害怕的事情，来达到消除它的目的。如果你特别担心自己会和别人说话时会脸红，无论你在意识中努力让自己不脸红，还是努力控制自己脸红（矛盾意向法），其实都没什么作用。该脸红还得脸红。但是，如果你在意向中努力让自己脸红，真脸红时，你至少会觉得这是你自己引出来的，而不会因为脸红的“不期而至”而感到慌张。这时候，你的控制感就慢慢回来了。而你也会逐渐发现，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这种方法有时候也可以治疗拖延症。别看大学的研究生或教师宿舍晚上经常灯火通明，这都是因为：“他们经常用晚上入睡前的一点努力，来弥补白天浪费时间的内疚感。”经常很多人到拖延到10点、11点了，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不得不摆出努力的姿势。但是晚上工作的效率并不高，而且晚上工作太晚，影响睡眠，白天就会变得没精神。

我跟来访者商量的做法正好想法：如果白天没完成目标，那么晚上就不许工作，只许玩。
玩什么呢？他们在拖延的时候玩什么，现在就玩什么。
很多来访者会觉得奇怪，这是奖励白天不工作吗？但是当他们真玩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奇怪的内疚感，觉得特别想去工作一会。按我们的约定，他们又“不得不玩”。在这样的语境中，“工作”和“玩”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工作变成了想做的东西，而“玩”变成了一种惩罚。很多人发现，当他们晚上“不得不玩”时，他们白天的效率居然提高了。最有趣的是，当他们白天的效率提高到能够完成他们的目标后，他们晚上也不愿意去“多玩一会”，而愿意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