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引用
普通话,或称国语,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官话,是汉语方言之一。一些地域主义者把普通话称为「胡普」,暗示普通话是胡人之语,或者说是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语言,甚至直接高呼「普通话不是汉语」,「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才是真正的汉语」,其论据是经不起推敲的。
普通话究竟是不是汉语呢?这首先要看对「汉语」的定义。有人认为「汉语」即古汉语,普通话与古汉语无论从语音、语法还是词汇上,都有了显著的差别,所以普通话已经不是汉语。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说来,任何方言都不是「汉语」了,试问有哪个方言和文言中记载的古汉语一样呢?看来汉语已经灭亡了。
有人认为即使没有任何方言和古汉语完全一致,总还是有差异大小的区别,南方话更「存古」。操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觉得普通话在形成过程中,长期受到北方其他民族的影响,已经相当程度上「阿尔泰化」了。下面我们就对这些论据一一商榷。
1、普通话(包括大部分北方话)无古汉语中的入声,这是深受阿尔泰语言影响的结果。
官话中入声的消失,普遍的观点是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了,至元明彻底消失,《中原音韵》记录了这一事实。这正好差不多是中国北方受到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是不是可以说明入声就是在这时候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而消失的呢?这种观点的核心假设是「胡语比汉语音系简单,音素少,尤其是缺乏闭音节,所以胡人学不会汉语的入声,以至于汉语入声消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阿尔泰语系的各个语言都有塞音尾闭音节。
朝鲜语有大量的闭音节,日语有促音,都对应了汉语的大量入声借词,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有人不认同朝鲜语、日语是典型的阿尔泰语,那蒙古语、突厥语总是了。举例说明:「博士」,蒙古语借入后,读作「baksi」,意指老师、先生。满语从蒙古语借入后仍为「baksi」,意指「学问渊博的人」。蒙古语和满语借入时,既没有丢失-k,也没有将「bak」分裂为两个音节,恰恰印证了闭音节是符合阿尔泰语的音系结构的。再如「历日」,古突厥语借作「likzir」。「甲」,古突厥语借作「qap」。「法师」,古突厥语借作「wapşı」,可以看出闭音节是保持不变的。
其实上古汉语本身就有大量阿尔泰语系的成分,很多入声字就是来自阿尔泰语的。阿尔泰语的字根很多是以gdb(ktp)结尾的,这些字就变成汉语古入声字和去声字的一部分。如「懿」和维吾尔语的「亚克西」就是同源词或上古借词。汉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了藏缅语、侗台语、阿尔泰语、南岛语的成分。入声的消亡根本原因是汉语的内部因素,而非受到某一语言影响所致。
2、普通话受胡语影响产生了卷舌音。
从音类上说,普通话中的翘舌音(卷舌音)继承了切韵音系中的知庄章三组声母,与精组(即平舌音)对立,这显然不是受到「胡语」的影响产生的分别,相反许多南方方言(如粤语)将知庄章精四组合并,这便是所谓平翘舌音不分。
从音值上说,卷舌音是普遍存在于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系诸多语言中,塞擦音和擦音都有卷舌音(tʂ)、龈腭音(tɕ)、齿龈音(ts)三组的对立,相反塞擦音在阿尔泰语系中却是相当罕见的。与其说卷舌音是受北方胡人影响产生的,倒不如说是受南方蛮越影响产生的。
此外,卷舌音和翘舌音是一个意思,即普通话中的zh, ch, sh, r。严格地说,卷舌音也有卷舌程度的差异。语音学中定义的卷舌音(retroflex)要求舌头的背面抵住上腭,梵语中的ष [ʂ]就是标准的卷舌擦音。从音系认定上来考虑,普通话的zh, ch, sh, r也是卷舌音,因为发音的时候舌头的卷曲的,与英语的sh[ʃ]不同。
3、普通话中有大量「儿化音」。
关于「儿」作为词缀的产生,和「子」一样,都是汉语内部发展的因素产生的。按照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所述,「儿」词缀的出现不晚于唐朝。例如唐诗《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里的「黄莺儿」的「儿」只是一个单纯的词缀,而且还是一个韵脚,与「啼」、「西」押韵。真正的儿化是在后世「日」母音变为卷舌音以后,产生与前一个音节合并的现象。
在我的母语晋语与官话过渡的安阳话中,日母变成了卷舌的舌边音[ɭ],故带「儿」词缀的词,变成了一种和普通话不同的儿化现象,即保持两个完整的音节。这种儿化在许多方言中都很常见,甚至有些南方方言中也有,跟胡人的语言扯不上半点关系。
作为一个单纯的词缀,每个方言都会有一些特点,如西南官话「子」词缀就远远多于其他方言,如「蜂子」、「耳子」、「羊子」、「烟子」。同样,「阿」作为词头则在吴语中非常普遍——普通话中,表示亲属只有「阿姨」,吴语中则「阿爷」、「阿娘」、「阿哥」、「阿姐」……无所不「阿」。「儿」词缀在汉语各个方言中都普遍存在,只是不如北京话中用得多而已。普通话和北京话比起来,儿化要少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4、普通话的英文是「Mandarin」,即「满大人」,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