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得并带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越罗裳换了蛮衣衫，江南繁华换了关外荒凉，爷娘亲人换了陌生人，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象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唯应夜月鸣环珮，魂梦依依到吉阳。”（下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象，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历史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元朝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 ，而清朝替代了大明，剃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放进了博物馆，除了还记得沧桑的人看到会唏嘘一番之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种惨痛淡忘到脑后。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看到季文兰的题诗，就会想到：“海内丧乱，生民罹毒，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最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召回现实。
二、季文兰题诗故事：成为典故与象征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最早听说这首诗的申晸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它，而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漶漫不清，仅仅七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1634—1709）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患无存”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藉着当年的回忆，在想象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1720），在李宜显（1669—1745）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乃至泯灭云” 。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象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象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 。到了乾隆年间的李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象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1724—1802）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
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
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
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三、凭想象改塑历史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象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在，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从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 有意无意中，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 。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 。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 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 ，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 。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