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 2002年印《辞海》同此。）
《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 “钱谷策书”。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
“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殊不知，《明史》这两处记载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郑士利传》并没有直接记载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但可以推断出来。传中记载说，“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就置于《郑士利传》之前，其中写道：“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
叶伯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了那封著名的上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气得元璋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关于这次星变的时间，明末谈迁《国榷》记载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其他史料都没有异词。可以推定郑士利上言正是在洪武九年，这也就是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录：“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但是，在《明史·刑法志》里，于记载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了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随后又提及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可以想见，《明史·刑法志》可能正是如今空印案十五年说最初的来源。

《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子都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
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
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很痛恨的。固然元朝旧法可能存在易于作弊之处，但在郑士利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情形下，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显然是很可见皇帝的专制性格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
有一个地方学官叫曾秉正，上书大谈如何“应天心”、“慰人望”以守成，《明太祖实录》抄了近六页，全是空对空的虚道理，朱元璋却听得很舒服，以为他是忠臣，提拔做了思文监丞。叶伯巨和郑士利就事论事，坦坦直言，却引得皇帝大怒，以为叶伯巨离间皇家骨肉，以为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将两人下狱。后来，叶死在狱里，郑跟他的哥哥士原罚到江浦劳改。还是那个曾秉正，后来也因言事忤旨而被罢官，穷得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有，不得已，卖了四岁的女儿，弄点盘缠。看来曾氏还算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官。可这不行啊，把女儿卖了赚路费，岂不是给皇帝的统治抹黑，与朝廷提倡的孝悌之道相违背？也是一怒之下，皇帝将曾秉正处了个腐刑！这个曾官员后来不知所终。
原来，所谓的忠奸，也不过在皇帝的一闪念之间。皇权的专制权威是万万惹不得的。叶伯巨事先曾说：“即使没有皇帝的求言诏，我也要上书，何况现在正要求言呢？”都说言者无罪嘛，一个大皇帝岂能更是言而无信？可是他偏落得个囚死狱中的下场。郑士利也是等得求言诏的机会去申辩，却根本不被理会。而所谓的空印案，也仅仅是皇帝雷霆之怒所激起的一场小事故而已，是根本不值得当作惩贪除恶的标本案例去宣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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