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仇意识结构
除却受春秋大一统思想影响的正统论意识以及灌注进“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夷狄情结外，朝鲜人对满清人还有着刻骨的仇恨。这固然与皇太极丁卯、丙子两征朝鲜，迫使朝鲜与之订立城下之盟，以武力征服的手段与朝鲜确立宗藩关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使朝鲜人受到重创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三田渡盟约之后，清军长达两个半月的滞留，任意抢掠，俘虏了不少朝鲜人，后又将这些“战利品”在沈阳拍卖，这更增加了朝鲜对清朝的仇恨，以至于孝宗国王要“替天行道”，积极主张北伐，朝鲜人甚至对吴三桂的叛乱、郑经的反清活动都抱有幻想。如果要对这种行为找到理论依据的话，那就是在春秋时期复仇的责任和理念累积演变下经《春秋公羊传》的阐发而逐渐形成的系统化的“大复仇”学说。
《春秋》“大复仇”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北宋徽钦二帝被俘，赵宋政权南渡的情况下，汉儒极力倡导复仇乃春秋大义。南宋也始终没有摆脱金的蹂躏践踏，攘夷的大旗在南宋也始终被高举。朱熹就曾数次上书讲复仇攘夷，“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转出于一己之私也。恭维国家之与北虏，乃陵庙之仇，言之痛切，有 非 臣 子 所 忍 闻 者，其 不 可 与 共 戴 天 明矣”。〔１９〕对于金兵俘虏徽钦二帝这种不共戴天之仇，决不可通过议和来解决，而是“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致胜”，要“内修政事，外攘夷狄”。〔１９〕《春秋》“大复仇”学说以及朱熹复仇雪耻的主张深深影响着朝鲜人。曾遭遇康熙朝文字狱迫害的戴名世在笔记《八月庚申及其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中说：“今夫《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报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也；其次，力不能报，而报之不克而死，最下则忘之，又最下则事之矣。”〔２０〕正是基于这种复仇意识，朝鲜人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夷虏”之人建立的王朝进行报复。
随昭显世子入质于沈阳的凤林大君（后来的孝宗国王），“及入燕，清人以金玉、彩帛遗昭显及王（指凤林大君），王独不受，颇以我人之俘虏者代之”，〔２１〕他主动与清人划分界限，不像昭显世子那样用声色犬马磨光了自己对清人的仇恨，而是隐藏自己的反抗情感。他不轻易接受对方的馈赠，也没有因为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礼遇和册封而改变对清朝的态度，反而对清朝充满了仇恨。孝宗国王“诞降之夕，彩云呈瑞。既生九岁而遭丁卯之难。十七岁而母大妃薨，哭泣悲哀，庭中不忍闻。十八岁而遭丙子之难，入于江华。十九岁而丁丑正月，得朝仁祖于南汉之城下，仍质于沈阳。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关，又南至于锦州卫、松山堡，见诸败将。又东至于铁岭卫、开原卫，又东北至女奚部，凿玄冰丈余而饮其水。二十六岁而居北八年，始东归。未数月旋入燕山，见京邑灰烬。二十七岁乙酉自燕山归国。前后二十七年之间，天之忧戚玉成者靡所不至”。〔２２〕八年的质子生涯和坎坷经历使孝宗对清朝的仇恨是刻骨的。这位皇帝在朝鲜“义理派”的挟持下，逐渐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孝宗为“北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位之初就大量启用新人，斥退亲清旧臣，并积极扩军备战，御营厅军和禁军数量都有所增加，并针对对清作战特点将其改为骑兵，改造原有武器装备，盗卖硫磺，增加战斗实力，并加强边塞防御体系。孝 宗 将 兴 兵 北 伐 视 为 “申 天 下 之 大义”，〔２２〕曾在与心腹大臣宋时烈密谈中提到∶

大义既明，虽使社稷灭亡亦有光于天下万世，何愧之有哉？天意于我不邈然，庶无灭亡之虞也。……群臣无可与谋事者，余今年且四十余矣，十年之中大事不成，则寡人志气寝衰，虽欲平定中原不可得也。卿宜兴同志之士密谋之。〔２２〕
此番密谈还未付诸实践就伴随着孝宗的次年离世而消歇了，但却反映出孝宗强烈的复仇心态。
肃宗国王即位之时，清朝发生了三藩叛乱，朝鲜君臣又认为此时是复仇雪恨的大好时机，已经渐渐消声的“胡五百年之运”的反清意识再次得到强化。尹鑴也是北伐的积极倡导者，显宗在位时就曾慷慨激昂，上密疏建议显宗“替天行道”：
臣闻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福；持天下之义者，必受天下之名。其道在因时乘势，审其机而亟图之。
呜呼！丙丁之事，天不吊我，禽兽逼人，栖我于会 稽，厄 我 于 青 城，虔 刘 我 赤 子，毁 裂 我 衣冠———当是时，我先王忍一死为宗社，捐一耻为万姓；而沬血饮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于今，天道累周，人心愤盈矣！
今日北方之闻虽不可详，丑类之窃居已久，华夏之怨怒方兴。吴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郑窥于东。剃发遗民，叩胸吞身，不忘思汉之心。侧听风飚之响，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
我以邻比之邦，处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而不于此时兴一旅，驰一檄，为天下偈，以披其势，震其心，与共天下之忧，以扶天下之义，则不徒操刀不割，抚机不发之为可惜。实恐我圣上其承之心，无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辞于天下万世矣！〔２３〕
尹鑴此封密函反映出其特有的思想感情结构：将满清人视为“禽兽”、“丑类”，这些“禽兽”非中华正统，而是“窃据”，对丙、丁之事耿耿于怀。清朝国内的不稳定，使这些具有儒家惯性反应模式的“义理派”不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显宗国王有鉴于孝宗反清的不了了之，始终没有反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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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更新时间：2014-10-06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期，第74—80页
作者简介：季南（１９８０—），女，吉林白城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１３３００２
基金项目∶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ＡＫＳ－２００９－ＭＢ－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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