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的互补渗透
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
假使没有考古学的话，我们无从了解在人类在没有书写文字的年代，所发生的演化与技术变迁。考古学目的在于了解更多关于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人类有超过99%的历史是在史前史，当时的人类并未使用文字，因此并未留下关于他们自身的文字记录，以供我们研究。在欠缺这种书写文字的资源下，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古学。
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是一门从生物学、遗传学角度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起源、演变规律的科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应该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的生物学门类。但是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动物，体质人类学中现代人体质特征和类型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研究、人类种族变异问题研究等领域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运用了头骨的CT扫描技术、3D 激光扫描技术、几何形态测量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对古人类头骨、牙齿等信息的采集与分析，丰富了对古人类族群体征的了解，也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环境变迁、古人类生活方式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用颅骨头像复原人的生前容貌，目前公安部门用的是两维方法，可以做出正面和侧面的容貌。这对公安部门破案来说已经足够，但是对考古学来说，如果在博物馆中展出，人们已不满足于仅能看到古人类正面和侧面的样子，他们希望能对古人类有个立体的认识。目前国外有的博物馆就已经使用三维技术来复原人像展出。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测量技术、形态观察和统计学分析三部分。近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展和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方法，例如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群体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等。这些新方法的引入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带来崭新的面貌。
体质人类学包括了许多次学科，包括人类遗传学、灵长目学、分子人类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等。体质人类学家经常与考古学家通力合作，在学科分工上，体质人类学家偏重人类及相关动物的化石与现生物种研究，考古学家偏重于器物与遗址研究。由于人类本身具有两重属性，所以研究过程中，必须沿着自然体质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因此，研究人体的体质人类学，同研究人类文化的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DNA是指从地下埋藏的、或以其它形式保存下来的石化、半石化和干化生物学材料中提取的基因片断。在考古学中古DNA研究可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确定同一墓穴中的不同个体的性别及血缘关系，以期能够回答人们关注的古人类家族结构、文明和氏族状态等问题；通过对古代及现代人DNA序列的群体比较，以期描述及复原古代人群体结构、进化过程及迁移模式。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过去分子人类学还没有兴起的年代，研究历史探寻民族起源只能靠有限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大概推测，这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史料，是非常有限的，也未必是真实的。所以，分子人类学的兴起将大大打破这些局限，向人们揭示一个更真实更准确的历史，从而更加清晰地分析一个民族的起源。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
分子考古学（Molecular Archaeology）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子考古学基于对人类遗传多样性和分子进化速率的分析和研究，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遗传信息等分子生物学手段来揭示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对人类起源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大相互对立的学说：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古人类化石进行该问题的研究。但已发现的化石材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故两种学说在论证上都面临着很多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解决这一争端。古DNA研究可以用于提示群体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帮助人们了解群体的起源、迁徙和扩散情况。
通过古DNA研究人类起源和迁移的成果还有很多，关于人类起源和迁移的研究和争论还在继续，要想得到最终的答案，还需要更多化石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这三大分支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科学结论。
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
假使没有考古学的话，我们无从了解在人类在没有书写文字的年代，所发生的演化与技术变迁。考古学目的在于了解更多关于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人类有超过99%的历史是在史前史，当时的人类并未使用文字，因此并未留下关于他们自身的文字记录，以供我们研究。在欠缺这种书写文字的资源下，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古学。
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是一门从生物学、遗传学角度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起源、演变规律的科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应该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的生物学门类。但是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动物，体质人类学中现代人体质特征和类型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研究、人类种族变异问题研究等领域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运用了头骨的CT扫描技术、3D 激光扫描技术、几何形态测量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对古人类头骨、牙齿等信息的采集与分析，丰富了对古人类族群体征的了解，也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环境变迁、古人类生活方式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用颅骨头像复原人的生前容貌，目前公安部门用的是两维方法，可以做出正面和侧面的容貌。这对公安部门破案来说已经足够，但是对考古学来说，如果在博物馆中展出，人们已不满足于仅能看到古人类正面和侧面的样子，他们希望能对古人类有个立体的认识。目前国外有的博物馆就已经使用三维技术来复原人像展出。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测量技术、形态观察和统计学分析三部分。近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展和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方法，例如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群体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等。这些新方法的引入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带来崭新的面貌。
体质人类学包括了许多次学科，包括人类遗传学、灵长目学、分子人类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等。体质人类学家经常与考古学家通力合作，在学科分工上，体质人类学家偏重人类及相关动物的化石与现生物种研究，考古学家偏重于器物与遗址研究。由于人类本身具有两重属性，所以研究过程中，必须沿着自然体质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因此，研究人体的体质人类学，同研究人类文化的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DNA是指从地下埋藏的、或以其它形式保存下来的石化、半石化和干化生物学材料中提取的基因片断。在考古学中古DNA研究可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确定同一墓穴中的不同个体的性别及血缘关系，以期能够回答人们关注的古人类家族结构、文明和氏族状态等问题；通过对古代及现代人DNA序列的群体比较，以期描述及复原古代人群体结构、进化过程及迁移模式。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过去分子人类学还没有兴起的年代，研究历史探寻民族起源只能靠有限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大概推测，这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史料，是非常有限的，也未必是真实的。所以，分子人类学的兴起将大大打破这些局限，向人们揭示一个更真实更准确的历史，从而更加清晰地分析一个民族的起源。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
分子考古学（Molecular Archaeology）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子考古学基于对人类遗传多样性和分子进化速率的分析和研究，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遗传信息等分子生物学手段来揭示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对人类起源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大相互对立的学说：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古人类化石进行该问题的研究。但已发现的化石材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故两种学说在论证上都面临着很多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解决这一争端。古DNA研究可以用于提示群体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帮助人们了解群体的起源、迁徙和扩散情况。
通过古DNA研究人类起源和迁移的成果还有很多，关于人类起源和迁移的研究和争论还在继续，要想得到最终的答案，还需要更多化石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这三大分支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科学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