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以来，中国学术中新添三门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前二学的诞生与考古发现及敦煌重现有关，它们涉及的内容关系整个中国文化史，红学则复杂一些。

　　《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对它的种种研究和评论本应属于古典文学甚至就是明清文学的课题之一。然而，它在２０世纪成了一门“显学”，不但论著极多，从业者甚众，且流派纷呈，新论迭出，足以与古代的“（文）选学”前后辉映。

　　晚清的光绪年间，“红学”一词就颇为盛行，不过那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诨名”，而非一门学者们严肃研究的学问。潘重规认为：“我认为自从民国６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学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材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１）此一论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１９１７年，由于该书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赋予一向不被学术界认真重视的《红楼梦》以重大内容，所以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和影响。但其《索隐》一书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１９２１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公然向蔡提出论战：“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的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２）“谬说”或许过于严厉，但在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取向之中，胡对蔡的批评却有充分的权威。

　综合其大量论述来看，胡的红楼考证有三个意图：

　　第一，打破附会的红学。

　　在胡之前，盛行于红学领域的还有多种红楼评点，如王雪香的《扩花主人批序》、《红楼梦总评》、《红楼梦分评》，姚燮的《红楼梦纲领》、张新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等等，他们仿照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方法，就《红楼梦》的人物、章法、义理等作就事论事、加圈加点的评论。这些评点当然良莠不齐，迂腐荒唐之处甚多。但胡却无意以他们为靶子，原因是这些评点属于个人体会和阅读方法，是与否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索隐派意义远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５９年就出现了有关红楼本事的种种猜测，此后又不绝如缕，以至于受过现代西方美学训练、在中国知识界地位极高的蔡元培也热情参与，到１９２２年，《索隐》一书已印行六次。而且索隐涉及到对《红楼梦》性质的判断和对《红楼梦》意义的解释，在胡之前，《红楼梦》的性质与公众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隐派塑造的。

　　《红楼梦》的本事究竟是什么？贾宝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类问题，索隐派并无统一说法。影响较大的有“清世祖和与董鄂妃”论、“明珠家事”论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说”三说。对前两说，胡主要以历史事实批驳。他据明史专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书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辈，断无入宫邀宠之理”；“明珠家事”说也有年龄上的问题，比如纳兰成德死时，明珠正处极盛时期，决不能说看到贾府兴亡的贾宝玉是影纳兰成德。蔡的《索隐》不再认定一家一户，而是认为小说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３）蔡在索隐时博雅审慎，所论指出小说的性质（政治小说）、作者动机（排满立场）、作品结构（多种层次），不但具体指实某家某事更为通达，且其红学观也很难轻易否定。惟其如此，蔡才成为胡批评索隐派的重点。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我总觉得他这部书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４）既然是猜谜，就不能以真事与小说不符的方法来反驳，“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胡强调《红楼梦》不可能是这样的谜：“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 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的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面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５）

　　像蔡元培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谬误，胡断言：“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版本等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６）问题不只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

但为什么，胡的新红学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红楼梦》的“余味”上呢？第一，考证的价值与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赋予的，考证与索隐的相对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说”论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复明”论至大无外，他们根本不可能另编一套明清抗清史来配合《红楼梦》人物和情节，只能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断进行附会，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传说”仍然认为小说背后有“本事”，只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泪史换为曹家的衰败史；他只是从方法上质疑索派的“猜谜”，却没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化小说为纪实。从而，科学的红学仍然是史学。“他的‘自传说’本是相对于‘反清复明’的旧说而来，虽收宣传之效而立意已偏。”（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证虽比较合理，然究竟是考证工作，与文学批评不可同日而语。他所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所以他的问题还是那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３０）红学是建立了，但《红楼梦》却从此远离了文学。

　　第二，这与胡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从来源看，“科学方法”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胡把它概括和简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要求的是一种怀疑精神，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调，但胡从未对科学假设的性质作深入的解释，假设无论是对是错，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只讲“大胆”，易使人产生越大胆越好的错觉。科学史上有许多假设虽然大胆发扬了怀疑精神，却并不能成为够资格的假设，因此没有促进科学发展。比较起来，“小心求证”更符合科学精神，胡本人的实践也更重在这一方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它只涉及科学方法上的归纳法，只与地质学、植物分类之类科学有关，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其突破与创新与归纳法关系很少。胡晚年回忆：他与丁文江都“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恰好把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方法恰　好与中国考据相类。（３１）至少，在要证据这一方面，传统考据与“科学方法是一致的。“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他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都是一样的。”（３２）考证就是“科学方法”，《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其中能够成为考证对象的，也只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变等“材料”性质的东西。

　　严格地说，“科学方法”之于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科学的本质不在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从这个立场出发，就会把一切学问和研究都化约为方法，化约为考证，把一切人文作品、审美对象都化约为材料。“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义之类当然不是材料，红学研究的科学化，是化文学为史学和文献学，取消文学的审美层面。客观地说，文学美学的“科学化”远远落在自然研究的后面，以至于１９世纪、２０世纪的许多理论家都做过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科学化”会不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特性的否定，却是现代思想极为警惕的。在胡考证《红楼梦》的前后，以雅各布逊、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也在进行建立文学科学的尝试。不同于胡适，他们寻找的不方法而是对象，即文学作品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他们认为正是对象（文学性）及其定义方法，保证了文学科学的统一性。“文学性”依靠它与非文学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为文学，雅各布逊断言：“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３４）同样是使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对象的统一性意在发现文学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统一性却不承认文学的特殊性。

从而，考证在使红学科学化的同时又因为小说毕竟不只是材料而导致对《红楼梦》的误读，最终自我设限，束缚了红学的发展。１９２５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必须区分文学与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俞还从文学的性质入手，指出文艺虽然决定于作者的生活经验，但作品却又决非作者经验的重现。因为没有区分文学与历史，考证派红学与它要攻击并取代的索隐派红学并无本质的不同，两种方法都不能掌握这部文学作品：“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此来写自己的生平。”第二，必须区分文学与科学：“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做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做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鉴赏以外，不妨做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趣味的研究既没有特殊的妙法，则何以区别于其他？我说，这种研究其对象与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求得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闹着玩亦可。”

　　（３５）要区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科学，就红学而言，就必须放弃“自传说”这一新红学的中心观念。

　　俞平伯发现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局限。《红楼梦》要成为科学，必须具有客观的知识性和可以讨论的公共性；但《红楼梦》又是文学小说，不可能完全化约为可以中性处置的材料。学者个人可以从事考证或文学鉴赏，但红学本身却不能以考证来范围。其实，胡虽未明说，但他实际上也遇到此一问题。一方面，胡对高续评价不高，认为它与曹雪芹构想有许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宝玉的结局，本来小说一开始就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之理？而“悬崖撒手”怎么能理解成“出家成仙”？还以嘲讽的语调说：“高鄂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６０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当１９２１年胡在亚东图书馆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红楼梦》时，他选中恰恰是以有高续的程甲本。因为它毕竟保留了悲剧性结局：“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局，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梦。这一点悲剧的眼光，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么？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３７）从考证上说，高续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从文学上说，高续保留了悲剧结局，胡本人没有把这一矛盾展开论述。

文学不是史学，一定把文学问题全部划为史学问题，新红学就难免像索隐派那样猜谜。如果只是考出《红楼梦》的作者及其身世，只是考出曹作高续，新红学对索隐派就没有多大破坏性，索隐属于蔡元培所说的“情节考证”，与考证作者、时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如果只是提出“自传说”，与索隐也无根本性冲突。只不过索隐派说《红楼梦》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说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胡针对蔡元培说：“因为不知道曹家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３８）但严格来讲，知道曹家历史与相信《红楼梦》是自传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一定要建立联系，就必须把小说的人物、情节之类与曹家故实一一对照落实，这与索隐已无实质区别。胡本人不感到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开始就有些犹豫。《红楼梦辨》说把“自传”的意义具体化为三层含义：为感叹自己身世而作、为情场忏悔而作、为十二钗作本传，已经是对“自传说”的广义理解。而且，即使是维护《红楼梦》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说，俞也与胡不同。１９２１年，俞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的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为最明确的事实。”（３９）但因为没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无法证明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假如没有别的证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后发现曹雪芹与贾宝玉性格不同，俞宁愿承认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更严重的是，《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的立场就发生了明显改变。１９３０年的《〈红楼梦讨论集〉序》中，俞已经在新红学内部展开严厉的自我检讨：“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

　　《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４０）总之，小说取材于亲身经历因而有自传的成分或性质是一回事，说小说就是自传是另一回事。１９２５年他告诉人们：“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４１）俞平伯发表此论的前后，批评“自传说”的文章频频出现，重要如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就指出“自传说”“大背于小说之原理”，因为“《红楼》为已经剪裁之人生”、“《红楼》为超时空性之人生”、“《红楼》为契合名理之人生”

　　、“《红楼》为已经渲染之人生。”（４２）

　　为什么这些清醒的、也是属于文学常识的观念没有改变“自传说”，没有改变以考证治红学的主流？原因只在“科学方法”四字。１９２３年胡就发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学无上尊严地位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的“科学”概念主要不是与实验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的权威虽早已确立，但正如严复所说：“今之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４４）尊西固是时尚，但纯西方意义崐上的科学却没有多少人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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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理科出身的，看到红学的某些假设，推理，结论，感到吃惊。

太复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