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元一代，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之中均设达鲁花赤。随着统治中原汉地的逐渐加深，蒙古汗廷开始将达鲁花赤派到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并且规定蒙古宗亲同样可在河东山西的分地之中派遣达鲁花赤。这些达鲁花赤与山西地区的朝廷官员同坐公堂，治政临民，参与管理各地行政、财赋、司法等诸种事务，执掌宣差监临大权，形成元统治者有效控制山西地区的统治局面。
关键词：元代；山西地区；河东；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是元代具有显著时代特色的重要职官，亦是区别于其它历代王朝的特殊官制。在征服与占领中原汉地以后，元统治者先将各地委任授权给汉军将领与附蒙地方武装首领，后又派出路府州县的各级官员进行治理。为了督促这些官员克尽职守，竭诚效忠，元统治者派出达鲁花赤监临各地，使其位于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之上，掌握最终的裁定权力，从而确保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本文拟对有元一代山西地区达鲁花赤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二
随着统治中原汉地的逐渐加深，蒙古汗廷始将达鲁花赤派到路府州县，普遍置监，逐步形成设官制度。丙申(1236)，中州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汉地户口，得中州一百一十万户。不久，窝阔台汗“议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以为汤沐邑”。[15]但是，由于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与窝阔台汗的最后决策，这次分封遂以封户缴纳五户丝的特殊形式付诸实施。同时，窝阔台汗发出“各位下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的专门诏令。[16]大概就在这个诏令发出以后，窝阔台汗始向中原汉地未被分封的路府州县普遍派出达鲁花赤，实行宣差监临制度，即“州府司县各置监官”。[17] 《元史·食货三·岁赐》明确载到：“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18]对此，《牧庵集》中的《谭公神道碑》同样提到，“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州县守令上皆置监”。[19]
随后，达鲁花赤遍布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通常，路府州县设有达鲁花赤一人，但在个别州县之中有设两员的特殊情形。解州辖内有北方重要的食盐产地，因而特设达鲁花赤两员，一员以奉直大夫出任达鲁花赤，一员以武略将军出任达鲁花赤，似为出自军政两界。有的县份之中还设副达鲁花赤，题有“大蒙古国岁次壬寅（1242）季秋望日宁乡主簿李用和立石”的《后土庙重修记》上列出的助缘人名之中，就有吉州乡宁县“副达鲁花赤齐伯爱，宣差达鲁花赤孟昌时”等人的名字。[20]

按照窝阔台汗的所颁诏令，拔都与察合台均派出过达鲁花赤分别监临平阳、太原的两处分地。至于拔都和察合台派出监临的达鲁花赤数量多少，姓谁名何，分设何地，从现有史料之中难以逐一查考清楚。
不过，如今尚存的“拔都大王令旨”中却提到一个宣差平阳路都达鲁花赤薛奢官人。《霍州经始公廨桥道碑》载到:“拔都大王令旨：札鲁火赤那延塔剌忽歹札付行中书省胡丞相、宣差平阳路都达鲁花赤薛奢官人一同商量了呵。交程荣充霍州长官，复立城池，起盖公廨，通管霍邑、赵城、灵石、汾西、岳阳五县署事勾当。”[21]这个接受拔都令旨的薛奢官人当是拔都向其分地派出的达鲁花赤。
《元史·铁连传》提到“铁连，乃蛮人也，居绛州。祖伯不花，为宗王拔都王傅。铁连魁伟寡言，有谋略，早年宿卫王府。拔都分地平阳，以铁连监隰州”。[22]铁连祖父曾为拔都王傅。王傅担负诸王位下大小事务与兀鲁思领地的重要权力，不少王傅都是诸王的私属家臣。显而易见，铁连祖父在拔都王府之中，是个身居要职、颇有地位的重要人物。铁连早年便已宿卫王府，其地位自然非同小可，属于诸王府中的亲信之列。

除了术赤和察合台两家以外，蒙古汗王的下嫁公主同样有权在各自领地中任命达鲁花赤。己巳(1245)，刘仲□钦奉独木干公主懿旨，佩以金符，特遣驰驿，随路拘收户计。丙午(1246)，刘仲□北还以后，独木干公主懿旨有命王傅率领群官赐宴，又授以其出任真定、平阳、太原三路达鲁花赤。[23]
从实质上说，窝阔台汗派出达鲁花赤普遍监临中原汉地的路府州县，目的在于促使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互相结合，从政治、经济上加强对汉人世侯的监督控制。如此一来，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的达鲁花赤得以与山西各地的朝廷长吏同坐公堂，施政临民，参与管理各地行政、财赋、司法等诸种事务，执掌宣差监临大权。他们或是专为蒙古汗廷守土辖民、监控一方，或是作为蒙古诸王的特派代表驻其分地，维护宗亲勋贵位下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利益，形成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双管齐下、兼而有之地控制河东山西的统治局面。

三
元代之初，对于达鲁花赤的奏举任命，元统治者并无族属之分，不少汉人均担任过达鲁花赤。但在李坛之乱以后，忽必烈对汉人的民族防范意识不断加深。至元二年（1265）二月，始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然而，这种措施贯彻实行得并不彻底，有的汉人因得宠于元统治者的特别庇护不在此例，照旧担任达鲁花赤。为此，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仍有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山西地区就有一些因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的汉人担任达鲁花赤。李某“早陪宿卫，恪慎厥职，际遇五朝，荐膺简擢。至元十七年（1280），授以武略将军、太原路坚州达鲁花赤”。[24]大德六年（1302），谢仲温卒，其孙孛完任承事郎、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14]
这一时期，地方政权的管民长官往往犯怵为难于盛气凌人，素质低劣的达鲁花赤。这类达鲁花赤在监督控制朝廷命官行使权力的过程之中，常常“钤压其上”[25]、 “荐置长吏”[26]， “动惟国言”，以使“事不乖戾”[27]，朝廷长吏不能相左，“而受成说”[19]。有的达鲁花赤“刻心挠法，盛气立威，阴唆同僚”，“甚者则飞谗言以怒上官”，乃至可以“沮遏百端”。[28]

元朝末年，“天下典章狼藉”，“满地旌旗无数”，各处总兵官以便宜行事，“承制拟授，具姓名以军功奏闻”，元廷则“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给”。其间，“名爵日滥，纪纲日紊，疆宇日蹙，而遂至于亡矣。”[39]
其间，山西地区不少州县中的达鲁花赤、知州等长贰官员均设多人，或为元廷朝命授官，或为各地总兵官安插私置。《山右石刻丛编》中的《忽都帖木儿祷雨获应记》碑末列衔的泽州达鲁花赤便有三员。另一碑文《祷雨获应记》同样列出泽州三员达鲁花赤，即晋宁路泽州达鲁花赤忽都帖木儿、奉议大夫晋宁路诸军奥鲁劝农防御事泽州达鲁花赤马儿、奉直大夫晋宁路泽州达鲁花赤、诸军奥鲁劝农防御事买闾。
至正二十年（1360），坚州达鲁花赤一为奉训大夫冀宁路坚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一为坚州达鲁花赤兼防御巡绰事完者帖木儿。[40]碑中没有官阶或衔中加有“巡绰”的监临命官当为各地总兵官选任出职者，而非属于元廷任命的有阶之官。此外，当时元廷下诏路府州县的正官均兼防御事[41]，衔中没有“巡绰”字样。这种“兵乱政弛”的混乱状况对于施政理民带来极为不利影响，以致有的县尹发出“多门政出谁穷”的为难感慨。[42]
综上所述，元统治者向山西地区的各级地方政权机构派出达鲁花赤，并且规定蒙古宗亲同样可在河东山西的分地之中任命达鲁花赤，普遍实行监临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加强山西地区的稳固统治产生过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