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作为宫廷图书馆,除为天子与翰林提供讲读服务外,还是编纂大型图
书及培养庶吉士与书画家的场所。永乐元年(14()3年)七月,解给等人于文渊
阁开馆编纂《文献大成》(后更名为《永乐大典))),次年十一月书成,朱棣认为
还不完备,遂增派太子太保姚广孝与刑部侍郎刘季旎两人协同解给,并且命“礼
部简中外及四方宿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外郡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
命光禄寺给朝暮膳。”’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朱棣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
大学士解给等于新科进士中,选质英敏者,稗就文渊阁进学。”解给等于是选出
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李时勉与周忱等二十九人到文渊阁进修。为了使他们
生活安定,朱棣“遂命司礼监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
三锭,工部选近第居之。”明成祖很重视这些庶吉士,他勉励他们说:“汝等勉之。
联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态尔玩索,务实得
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联期待之意。”2在文渊阁中,朱棣
还培养书画家。王直记载说:“永乐初,太宗皇帝锐意文艺之事,诏求天下善书
者,得朱晖等若干人,辟文渊阁处之。尽出法书名贴,增益所未至,盖欲追古人
而过之也。”3

文渊阁既有如此功用,其建筑规模当不在小,那么,明代南京文渊阁到底在
宫中何处?《明史。舆服志》载:朱元璋于“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
可是它所记“宫室之制”中,对文渊阁却只字未提。明人闻人诊、陈沂纂修的《嘉
靖南哉志·总志·南都记》载:“奉天门左小门曰东角……东角之南曰左顺门,
门之南曰文渊阁。”这一位置与明代北京文渊阁地点完全相同。由于北京宫殿依
南京宫殿而建,因而这一说法应是符合事实的。另外,前引《宣庙御制文渊阁铭
序》、沈叔涎《文渊阁表记》均提及文渊阁在奉天门之东,与此处所述是一致的。
又,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云:“国初书籍俱贮文华堂,堂在禁中,去奉天
门不百武,车驾尝临幸焉。按文华堂即后之文渊阁也。”可见文渊阁是由原先的
文华堂而来,且离奉天门东不足百步4.文渊阁规模宏巨,人员噪杂5,而作为办事公署的内阁在明代被称为“密勿之地”、“常人所不能及”,两者当然不可能划等号,如此看来,《明史.职官志一》中“直文渊阁即为入内阁”之说,要么过于笼统,要么就表述有误。

@天人不寂寞04

永乐初内阁建置时,实际上只是翰林院的一个负有特殊职责的政治场所。随
着内阁地位与作用的提高,解绪等人又相继成为翰林学士,主持翰林院事,翰林
院反而沦为内阁下属。洪熙时,杨士奇等俱掌内制,宣德时,宣宗又命二杨代为
披阅部分奏章,阁臣的办事方式逐步由“日侍左右、参预机务”向独立批答演变,。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宣宗于宣德四年至文渊阁议事时,命扩大文渊阁的规模,赐内阁以文渊阁印,增设浩救、制救两房甲书舍人为内阁属官‘。然而此时的内阁还需与翰林院合署办公,不过翰林院的还出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正统七年(1442年),翰林院新署落成,尹直《春斋琐辍录》载:“今翰林院外署,本鸿护寺旧址,建于正统七年”。文渊阁正式成为内阁官署,作为机构的内阁与作为官署的文渊阁,此时才真正统一起来,入内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文渊阁”2。内阁活动移至文渊阁,客观上反映了内阁建置由临时性机构到永久性设施的过渡,内阁由皇帝的侍从幕僚到明代政治中枢的演变,内阁组织作为次君权力集团完全形成3。

在职责上,永乐时的内阁仍沿袭洪武时顾向召对,如《内阁行实》上说:“文皇履极,
以万机丛胜,日御奉天门左室裁决庶务,特命解络、黄淮立御榻之左,以备顾问。已而开内
阁,命解络、黄淮入典机密。”(《内1’N行实》卷一《黄淮》)为了防止阁臣固宠专权,成
祖还谆谆告诫说:“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肤嘉尔等恭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
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联固常存于心,尔等亦宜慎终于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九月)在拟旨方面,洪武时制浩等文件皆由翰林宫起草,而奏章
的批答则太祖亲自传语,由翰林官方面书录。“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即所书,.夭
语尚温也。”(《殿阁词林记》卷九《拟旨》)永乐时,救浩则由内阁阁臣草拟。(《内阁
行实》卷二《杨士奇》)其奏章之批答皆成祖自为。《殿阁词林记》中说:“永乐、洪熙二
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
人。”(《殿阁词林记》卷九《拟旨》)成祖每于朝退之后,“间取四方奏犊,一一省览,
其有边报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故此时阁臣之职责
与洪武时翰林官并无大差别。
在职官上,永乐时入阁的七人中,解络以翰林待诏摧侍读人,黄淮以中书舍人改编修
人,胡广以修撰进侍讲人,金幼孜以检讨人,杨士奇、杨荣皆以编修入,胡俨以检讨入,皆
系职翰林。且终永乐之世,其在阁者,解络官至翰林学士、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官至右春坊
大学士;胡广、金幼孜皆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官至翰林学士、左春坊大学士,杨荣官
至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都未出翰林职官。因此,《春明梦余录》上说:“太宗章皇帝
时,内阁止设翰林学士及讲读、编修等官,备顾问而已。及宣宗庙时,杨荣、杨士奇始专任
之。”(《春明梦余录》卷二三)

在官置上,洪武初年的翰林院署在南京皇城内,学士以下官晚期后留宿其中,“扁之日
词林”。以后又改建于皇城东南宗人府之后,但翰林官始终在禁内办事,轮班侍从皇帝,以
备顾对。永乐时简解绪等七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所谓文渊阁者,本为皇家储书之地,向为
翰林院掌管。直文渊阁备顾问只是个名义,内阁并未另立官署,与翰林院是混而为一的,这
种情况直到永乐迁都北京时仍未改变。因此翰林学士尹直就曾把文渊阁称为翰林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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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斋琐缓录》卷一)一:
综上所述,明永乐时期的内阁无论在职责上还是在职官形式上都没有超出翰林院的范
围。以至明成祖朱棣也将阁臣与翰林视为一体,当皇后问他朝夕左右共图政理者为谁时,成
祖也直以翰林之名回答。(《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故而直到成化时“凡朝廷之宣
召,诸司之文移,虽事关机务,亦止称翰林院或会同翰林院堂上官,一初不以内阁名。”
(((春斋琐缀录》卷一)内阁与翰林院的关系于此亦可略见一二。实际上永乐时的内阁只是
分割了原属翰林院的那部分草制诏召对的职责,在职名上有所加重而已,我们仍然把它看作
是翰林院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内阁真正与翰林分道,是在宜德、正统以后,宣德时,宜宗常到内阁令阁臣“于中外章
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股阁词林记》卷九
《拟旨》)阁臣之权有所扩大。至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
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付诣阁下,预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上一依所陈传旨而
已。“英祖既姐,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内l’4行实》卷三
《杨荣》)这便是票拟。票拟的出现,使内阁突破了翰林院旧制的藩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
政治体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似可认为真正具有其内涵的内阁制度是在宜德、正统以后
出现的。特别是正统以后,内阁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与翰林院的距离也越来越,
远。
可见,内阁制度源子翰林院制度,它与翰林院的分离分两个阶段,先是从名称上,如永
乐时始有内阁之称,后是从内容上,如正统以后,内阁始逐渐成为朝廷政治的决策机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