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初冬，刘晓庆搬到了豁口小七条一号。小七条一号是当时总政歌剧团的宿舍，其中也居住着不少总政歌舞团的演员。那时候我也住在此院里的北楼。北楼是一幢五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共三层，刘晓庆搬来时就住在三层上的我的隔壁，我们自然也就成了朝夕相见的邻居了。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公用的水房里，她刚从四川拍片回来，带了一大堆北京见不着的蔬菜 —— 新鲜的碗豆尖。她把这稀罕之物分给左右的邻里，还说：“我还得留些给我婆婆，她可爱吃呢。”于是，我觉得这位刚拍完电影《 小花 》的大明星，心肠挺善良的。
一天，好友李克威来找我玩。单身汉相聚少不了买几瓶啤酒，几个肉罐头和蛋糕，两人边侃边吃。克威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电影剧本《 女贼 》的作者，而刘晓庆呢，则是《 女贼 》中主角黄毛的扮演者。他俩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划拍摄这部影片时见过一面。后来这部影片因故下马了，他俩就再也没相遇过。当克威听我说起刘晓庆就住在墙那边时，便高兴地说：请她过来如何？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刘晓庆款款地来了，并毫不做作地坐在桌边，自己动手切蛋糕、吃罐头，十分随和。也许与我们当时的年龄有关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聊些未来的事业、奋斗的理想什么的。所以，那次我们的聚会也不例外，大家在一起聊电影、聊文学、聊人生。记得我和克威在感慨了奋斗的艰难后说了一句：“咳，想想也真没什么意思。”没料到刘晓庆把眼睛一瞪，看着我俩极为认真地说：“为什么没意思？我觉得生活越难才越有意思呢！” 第二年春天，我们先后搬出了那筒子楼。那时候我已正式调到总政歌舞团，搬到紫竹院后面的万寿寺了。而刘晓庆忙于拍摄新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分给了她房子，搬到北影去了。搬出去不久，她还曾托北影的导演杨启天捎过一张她新拍影片的审查票给我。到了后来，接触少了，也就慢慢地疏远了。
一晃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才又见面。大年三十现场直播完了后，已是初一清晨。我俩都不想再去吃夜餐，又因为同住在三环路上挺顺道的，电视台便派了辆车送我俩回家。在车上，她突然问我：“哎，小郁，你觉得我今天主持晚会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一切都蛮好的，就是你在往回走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有点驼背。”我话音还没落，只见晓庆又把眼睛一瞪，极认真地看着我：“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这样要是被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现了，那该多不好啊！” 1992
一天，好友李克威来找我玩。单身汉相聚少不了买几瓶啤酒，几个肉罐头和蛋糕，两人边侃边吃。克威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电影剧本《 女贼 》的作者，而刘晓庆呢，则是《 女贼 》中主角黄毛的扮演者。他俩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划拍摄这部影片时见过一面。后来这部影片因故下马了，他俩就再也没相遇过。当克威听我说起刘晓庆就住在墙那边时，便高兴地说：请她过来如何？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刘晓庆款款地来了，并毫不做作地坐在桌边，自己动手切蛋糕、吃罐头，十分随和。也许与我们当时的年龄有关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聊些未来的事业、奋斗的理想什么的。所以，那次我们的聚会也不例外，大家在一起聊电影、聊文学、聊人生。记得我和克威在感慨了奋斗的艰难后说了一句：“咳，想想也真没什么意思。”没料到刘晓庆把眼睛一瞪，看着我俩极为认真地说：“为什么没意思？我觉得生活越难才越有意思呢！” 第二年春天，我们先后搬出了那筒子楼。那时候我已正式调到总政歌舞团，搬到紫竹院后面的万寿寺了。而刘晓庆忙于拍摄新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分给了她房子，搬到北影去了。搬出去不久，她还曾托北影的导演杨启天捎过一张她新拍影片的审查票给我。到了后来，接触少了，也就慢慢地疏远了。
一晃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才又见面。大年三十现场直播完了后，已是初一清晨。我俩都不想再去吃夜餐，又因为同住在三环路上挺顺道的，电视台便派了辆车送我俩回家。在车上，她突然问我：“哎，小郁，你觉得我今天主持晚会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一切都蛮好的，就是你在往回走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有点驼背。”我话音还没落，只见晓庆又把眼睛一瞪，极认真地看着我：“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这样要是被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现了，那该多不好啊！”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