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的较慢

当然是东正教老大，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回教不太清楚，对于天主教是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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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伊斯兰教
弗拉基米尔•博罗尼科夫
剑桥大学历史(系)致力于沙俄时期的伊斯兰教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我们的研究与俄国本土以及其他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一起，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和文章，主要方向集中在穆斯林对俄罗斯帝国扩张的抵抗，以及关于伊斯兰的革新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当然，这些问题对于有限的历史时期内的某些具体的穆斯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完整地展现在俄罗斯帝国背景下伊斯兰教的多样性。此外，这些东西在过去常常被用来迎合错误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观念，认为伊斯兰教和俄罗斯帝国是天然的对手，这种想象主要建立在东方学者们的理论基础上，这种理论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统一的、永恒的反对其它所有非伊斯兰文化的存在。事实上，伊斯兰教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更多地是相互利用，而不是相互冲突，或者说相互利用多于相互冲突。

沙俄控制下的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传统上都是穆斯林的居住地。与帝国范围内的其他地区相比，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更高。北高加索、西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直到19世纪早中期才逐步伊斯兰化。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150多年间，帝国政体和帝国内的穆斯林群体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和转型期。在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境内居住着1400万各族穆斯林（当时总人口是1.5亿）。
为了回应俄罗斯统治的挑战，帝国境内的伊斯兰教也在发生改变。帝俄时期伊斯兰的历史可以被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彼得一世（1682-1725）到18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政府没有明确的穆斯林政策，有时宗教政策相对宽容，有时官方东正教教会就会攻击非东正教教派和信徒。第二个时期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1762-1796)到19世纪中期结束。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确认，并产生了官方的伊斯兰阶层。第三个时期是从大改革时期持续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变得非常复杂而且自相矛盾。一个穆斯林神职人员的计划往往与另一个的计划相互冲突。第四个时期（1905-1917）在两次革命之间伊斯兰教获得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对伊斯兰教既抱有恐惧又怀有期望。

在帝俄时期，伊斯兰教的地位表现出了一些固定的特征。俄罗斯境内大多数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哈尼法教法学派。历史上看，沙菲叶学派只是在达吉斯坦和车臣占多数。大多数外高加索的穆斯林和一些中亚的穆斯林属于沙菲叶学派。穆斯林身份是在清真寺集会时授予的，清真寺大多在农村并分散在广大的非穆斯林地区。基本的伊斯兰的组成机构是清真寺、初级宗教学校和更高一级的宗教学院，除此之外还有苏菲派的旅馆、学校和道堂。这些机构通常是必须的，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构成穆斯林社区的“标准配置”，就像艾伦•弗兰克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所示的 。所有的这些机构不是由国家建立的。清真寺主要依靠私人捐赠，一旦捐赠停止，往往这些机构也就会消失。瓦克夫基金（慈善性质的永久性捐赠财产）在俄罗斯内陆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免税待遇。

伊斯兰教可以自己管理其宗教事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司法事务。这种自主权通常与外面的非穆斯林世界隔绝。事实上帝国境内的穆斯林社区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的穆斯林团体保持着定期的联系，特别是与河间地区（Transoxiana）、印度莫卧儿帝国（Mogul India）和中东等伊斯兰教中心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交流的渠道主要是朝圣和穆斯林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往。社区的宗教领袖是毛拉，也称为哈提卜。他管理每天五次的礼拜，在星期五布道（呼图白），并确保大家遵守斋月和宗教节日。他可以像mudrris一样在清真寺学校授课，履行（卡迪）宗教法官的职责来解决社区成员之间的纠纷。但是一般来说，毛拉和卡迪是两个不同的宗教角色。地区穆斯林管理体系中最高等级是是熟悉伊斯兰教法的专家，即阿訇。阿訇由社区选举产生，然后要经过俄国的俄国省区的总督任命才能生效。

为了保证穆斯林精英的政治忠诚度，俄国统治者和中央政府不干预的穆斯林社区的宗教事务。彼得一世和他18世纪上半期的继任者遵循了这种治理原则，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的儿子伊万诺维奇（1584-1598）统治时期。只要是忠臣、纳税人和士兵，所有的非东正教的信徒都可以被宽容对待。很多支持莫斯科的穆斯林军事精英被封为贵族。一些贵族家族如捷夫科列夫（Tevkelevs）和叶尼科耶夫家（Enikeevs）都是穆斯林。政府为了换取边界上的军事支持和其他协助，允许巴什基尔部队保留了高度的内部自治和贵族地位。
另一方面，穆斯林总是遭到怀疑。虽然伊斯兰教从来没有被宣布不合法，但政府也从未放弃鼓励穆斯林皈依东正教。从15世纪开始，穆斯林精英皈依东正教并成为俄罗斯贵族，成为很常见的现象。古德诺夫（Godunovs），尤素波夫（Iusupovs），乌鲁索夫（Urusovs），捷尼舍夫（Tenishevs）和很多其他东正教世袭贵族都是穆斯林出身。穆斯林皈依东正教有很多原因，常见的有物质利益、法律上的好处或者害怕失去特权地位。有些时候，这些新皈依的教徒可以立即收到现金和实物。彼得一世规定如果穆斯林皈依东正教，便可三年的免税、免兵役以及免除在帝国工厂内服劳役。1713年的法令强制规定喀山省和亚速省的穆斯林贵族，除非皈依东正教，要么就要剥夺他们的庄园和东正教徒的农奴。

考虑到缺乏关于穆斯林的特殊法律，因此对待伊斯兰教的国家政策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宽容政策后是强迫的改宗运动。俄国穆斯林的地位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和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时期开始恶化，当时伏尔加地区开始兴起一轮传教士运动。1731年开始，随着由牧首阿列克谢•拉夫斯基领导的改宗事务部的建立，东正教的传教士在喀山和下诺夫哥罗德(Nizhnii Novgorod)施洗了8000名穆斯林。1740-1764年改宗事务部由喀山大主教卢卡领导。1740-1744年，东正教传教士在喀山摧毁了536座清真寺中的418座。 1742年禁止新建清真寺。针对已经受洗的穆斯林在暗中秘密崇拜伊斯兰教，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例如，在1738年奥伦堡总督（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塔季谢耶夫（V.N.Tatishchev）下令将塔里达•祖利亚科夫（Toigil'da Zhuliakov）活活烧死，因为他“已经再次被引诱到了穆罕默德的法律那里”。

为了利用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力量， 叶卡捷琳娜二世改变了之前的政策，开始强调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她对伊斯兰和其他非东正教信仰施行宽容政策。1773年她著名的“宗教自由法令”成为国家法律。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给予伊斯兰一个合法的地位。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境内允许修建清真寺。1783年4月8日女皇的声明开启了一个普遍的对于伊斯兰教宽容的趋势。国家允许克里米亚的穆斯林“保留、捍卫自己的生命、清真寺和天生的伊斯兰信仰。之后国家也将同样的自由许给了其他被征服地区的穆斯林，比如波兰境内的立陶宛的鞑靼人。
政府减缓了东正教传教士的军事行动。1764年关闭了改宗事务处。取而代之的是，帝国政府尝试去吸引穆斯林军事和宗教精英。根据1784年的法令，如果穆斯林首领和murzas服兵役或为国家政府服务，就可以被授予贵族地位和特权（除了“不能拥有东正教农奴”这一项）。政府也从事清真寺的建造。176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西伯利亚总督D. I. 齐切林为中亚的移民修建清真寺。1782年一个新的庞大的在哈萨克草原建造一系列清真寺的计划开始实施，哈萨克大草原是帝国1731到1743年取得的。鞑靼的毛拉被派遣到这个地区的原始牧民中去传播伊斯兰教。根据法令，1787年在鞑靼毛拉奥斯曼•伊斯梅尔的监督下出版第一本阿拉伯语的《古兰经》。1789年到1798年相继出现了五个版本的《古兰经》，最后一版印刷了3600本。1802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官方穆斯林出版机构，后来搬到了喀山市。

这些宽容的宗教政策的原因和结果都让19世纪的东正教教士难以理解，这些传教士批评这种政策。他们批评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她应该对哈萨克草原那些原始崇拜的人的伊斯兰化负责。认为她高估了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帝国东部的作用。但是哈萨克牧民在之前更早就已经成为了穆斯林。游牧民族的伊斯兰的机构没有定居居民的机构正式，因此帝国的官员和学者对它了解不多。女皇并不痴迷外来的伊斯兰教，相反，她以相当的务实的态度制定其宗教政策。就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承认的那样，她的目标“不是要引进伊斯兰教“，而是把伊斯兰教作为诱饵，目的是将附近的穆斯林居住的边境之地纳入帝国的疆域。

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国家总是根据每个信仰对国家的实际作用来制定对待它的政策：它越有利于维护帝国稳定，就越要对它宽容。政权支持最开明的宗教形式，镇压宗派主义或者迷信思想。政府要求所有居民都必须登记其宗教信仰状况，这样所有的俄罗斯臣民都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原则上法律规定所有的人都要有宗教归属。按照福柯的方法，叶卡捷琳娜二世转向宽容的宗教管理政策，目的在于与伊斯兰信徒发展友好关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也是在边疆地区加强帝国力量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