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11月12 日, 朱利安·科贝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庶之家，后就读于英国三一学院和剑桥马尔博罗学院, 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级法学学士学位，而这段求学生涯也为后来科贝特从事海军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来的著述中，科贝特经常引用法律方面的专有名词来阐释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其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带有律师从历史实证中求结果的鲜明特点。除此之外， 科贝特所受的法律训练及其思维模式, 使他更加乐于与敌斗智, 而不愿与之斗勇。1877年, 科贝特开始以英国海军史为主题，专门从事海军史和海洋战略方面的研究。1882年，科贝特正式开始致力于文史创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而这段经历为其后来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历史材料。1893年， 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劳顿牵头, 英国海军组建了! 海军纪录协会，, 并将朱利安·科贝特、约翰·科洛姆兄弟等当时英国一大批从事海军史研究的优秀人才招致麾下，负责编撰出版英国海军历史文件。

在英国海军纪录协会任职期间，劳顿和科洛姆的历史研究法、整体安全观以及对海陆联合作战的关注,，都对科贝特产生了重大影响。1898年, 科贝特出版了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历史著作《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 ，190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力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继承者》，这两部著作对英国海军历史中的海上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都有极为精妙的论述和分析。科贝特着重强调了海陆联合作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即以马汉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中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应将海、陆两军融为一体，形成合力， 使其成为海洋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一柄利剑。与此同时，科贝特从分析英国皇家档案等一手历史材料入手，再从中提炼和总结海洋战略的原则和观点，他对马汉过于简化历史的分析曾予以严厉批评，认为马汉的著作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因此!马汉舰长的危险著作为了引人注意，而使得战略研究变得过于简化，这种情况必须严格加以避免。) 对此，马汉在回复劳顿的信中曾指出, ! 实际上，我漏掉了许多案例，而且我也承认忽略了细节,，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为我所得出的广博的结论提供资料支持。 由此可见，科贝特的治学态度比马汉更为严谨，其观点也更为理性, 更有说服力。

1902年末, 在梅(H. J. M ay)上校的邀请下，科贝特来到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负责为海军高级军官讲授战争理论，从而开始了对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梅上校要求科贝特的课程内容必须现代化,，使从其中所归纳出来的教训，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战争。而这也使得科贝特的理论研究更加偏重于指导实践。1906 年，科贝特开始系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并对书中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有限战争等理论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科贝特也对克氏理论过于局限于陆战，而忽视海洋因素的缺陷进行了批判。科贝特指出：“很明显,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意境深远，但他却并未完全领会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完全是大陆性的，陆战的缺陷使其所确立的战争原则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在此基础上，科贝特结合英国的海战历史， 对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有限战争” ( lim ited w ar)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而这也为其海洋战略理论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相继完成《英国在地中海》 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等四部英国海军历史著作之后，科贝特对其在海军学院的讲稿《战略注释》进行多次修改，并于1911年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主要集中于这本著作之中，而该书也使其跻身世界级战略学家的行列，其学术价值堪与马汉相匹。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对他的评价是，科贝特对海战理论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战争理论家的行列，并可与克劳塞维茨并驾齐驱。温斯顿·丘吉尔在对比科贝特与马汉的战略著作时，认为马汉的海权论是本标准的著作，而科贝特的著作则是最佳的论述,。

一战前，在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的邀请下，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因此他的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进入并影响英国海军最高决策层， 对一战前后英国海军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 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科贝特的某些观点，如反对大力兴建主力舰，反对海军中心主义，以及主张采取战略防御的方式来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仅与当时英国海军的主流观点相反， 而且也触动了海军某些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英国皇家海军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直到一战结束后这场争论仍未平息。由于海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再加上战略推行过程中的失当，科贝特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远征的失败，以及英国海军在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初战失利, 使科贝特在英国遭到极大的非议，其晚年生活也过得很不愉快。1922年9月11日, 科贝特在一片质疑与争议声中辞世。

一战后，英国海军迅速衰落, 其舰队规模不断遭到削减。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签署之后，美国海军获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宣告英国海军一向引以为荣的《两强标准》和《一强标准》成为历史。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更是沦为一个二等海军强国。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也使科贝特的海洋战略思想在英国失去了用武之地，渐渐被人们淡忘。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人类进入核时代，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海战的几率为零，而且有限战争理论也开始逐渐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推崇，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理论开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找到知音。正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著名学者格劳夫( E ric J. Grove)在总结美国海军走向全球霸权的规律时所指出: 二战后，美国海军之所以会取得全球主导性的优势地位，是与其成功地向世界各大洋投送空中力量和两栖力量密不可分的，而这实际上正是对科贝特思想里程碑式的继承。

上世纪80年代末, 随着苏联海军威胁的日益降低，美国海军理论界开始掀起一轮研究热潮,，对以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海洋战略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88年, 美国海军学院再版了科贝特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将其与马汉的《海权论》同列为海军军官的经典必读书目。在前述那场题为《马汉还不够》的研讨会上, 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和理论家们普遍认为， 后冷战时代，处于战略转型期的美国海军正需要科贝特的战略理论作为其行动指南，因此! 当我们审视当前世界国际关系的新框架，并考虑海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 通过重新审视科贝特对海军的认识，我们能够从中获益匪浅。对此, 西方有学者认为, !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新的能够取代原来关于海军力量运用的战略或地缘政治理论，与之相反, 马汉和科贝特所阐释的关于海军战略的重要思想毫不费力适应了冷战后的战略环境。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推动海军思想达到创新式发展的全新领域，但也导致传统海军行动概念的平衡状态发生转变。 因此!尽管马汉仍然深受海军尊崇, 但他的思想及海权战略在今天的美国海洋战略中已趋式微。 鉴于马汉在美国海军中的特殊地位， 冷战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提出−马汉还不够的警语足以发人深省。

一战前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海军攻势主义理论在西方军事思维中占据主流, 在那个以兵征天下、以武力图霸业的帝国主义时代, 科贝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海权的优势和劣势, 并根据海洋国家的基本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以有限战争为代表的慎战理论, 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绝的政治智慧, 而且也要有敢于挑战传统、正视非议的胆略和勇气, 因此科贝特不仅是一位超越其历史时代的伟大战略家, 而且也是一位无畏的勇者。与马汉军人身上所独有的英雄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相比, 科贝特出身豪门, 属于文人学者, 其性情保守执著, 思想平衡稳健, 意境也更为深远。然而, 科贝特的非军方背景, 使其过于偏重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海洋战略, 而缺乏对于技术因素(特别是空权的发展对海战模式所产生的冲击)的关注, 其海洋战略思想也不免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倾向。

科贝特对西方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意义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西方海洋战略理论研究的先河。从语意上来看海洋 (m aritime )的对应词是大陆 ( continental) , 因此在《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 科贝特在对比分析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大陆战争理论之后, 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国家也应有其独特的战争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 科贝特提出了一整套可与大陆战争学派相抗衡、与马汉的海权论又有所区别的海洋战略理论。

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马汉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1）国家的海上战略是为陆地事务服务的，任何海军战略在制订之时都应与它指向的陆地事务相联系。在具体运用方式上，海军与陆军必须紧密配合方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2）海上有限战争是英国权势的根源，即利用强大海军对大陆进行边缘封锁，必要时派遣小规模登陆部队扭转战局。（3）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绝对制海权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很少出现的现象。（4）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拥有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而消灭敌方主力舰队并非取得制海权的唯一条件和必然要求。（5）不认为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制海权及其实现方式科贝特始终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他认识到马汉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过于相信海权的威力，完全忘记了在与强大的陆权国的战争中，海权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海权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无论是消灭敌方主力舰队，还是将敌人封锁在港口之内，还是对商船队进行护航，其最终目标都是影响陆地事务。因为人们应该看到，海洋与陆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同。人类无法征服海洋，因为领海之外的海洋不属于任何人，军队可以在敌陆上领土内活动，却无法在海洋上生存。因而，除了鱼类资源以外，公海对人类生活的唯一价值在于它的通道意义。因此，人类进行海上作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占领海洋，而是为了获得和确保能够自由地利用海洋。而且，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也应进行压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海洋的正常状态不是处于某国控制之下，而是处于一种非控制状态下，实际上海洋的控制权通常是处于开放争夺的状态。因此，在制定战争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制海权的不同状态和不同程度，每一种状态或者程度都有其自身的用处和局限。制海权从时间维度看，不是永久的；从地理界限看，不是无限的。时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永久的和暂时的；空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全面的和局部的。科贝特在制海权问题上的立场为制海权问题上的非零和关系奠定了基础。既然绝对制海权并不是海权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马汉所青睐的战列舰—大舰队决战思想也不应是海军追求的首要目标。战列舰—大舰队决战论相信以战列舰为中心的主力舰队之间的决定性作战是确保实现制海权的关键。但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即使在具体的海军战略层面，与战列舰决战相对应的陆战的力量集中原则也不能简单搬用至海战。力量集中原则在海上往往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当面临优势对手时，敌人可能选择避免出战。对付一支躲在港口内拒不出战的舰队，如果没有陆军在陆地上的协助，再强大的海军也只能在港口进行封锁。面对这种情势，强大的、寻求决战的海军发现自己被迫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而且，一方集中的力量越强大，另一方拒绝接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一方越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以攻击对方主力，它在海上交通线方面的力量就越发受到削弱，而弱势一方拒绝决战、转向攻击防守较弱的海上交通线的动机就越强烈。科贝特发现，迫使弱势一方集中力量非常困难。因为面临强大的集中力量，弱势一方海军会分散其力量对强势方进行袭扰。或者，原本以寻求决战为目标的海军不得不转向进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等间接方式来迫使对方出战，致使舰队决战最后不得不尴尬地让位于原先认为是“次要”的任务。力量集中原则不得不面临力量分散的尴尬现实。舰队决战不仅可能是不现实的，很多时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英国海军巨大身姿的阴影下，弱小舰队会避免与英国海军正面交锋。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寻求与对方舰队的决定性战斗，只会使英国海军忽视了更重要的目的，即充分利用海洋。也就是说，获得制海权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海洋为己所用，而不是为了消灭敌人。寻求舰队决战而不得的后果使海上交通线的争夺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封锁具有天然的缺陷，即总有一些被封锁的力量能够突破封锁线，所以强势海军的封锁并不能得到绝对的制海权。双方仍然会在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上展开争夺。由此可见，制海权的最现实的核心意义就是控制海上交通线，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还是军事用途。

3.远距离封锁、舰队结构转型和战略防御在长期的海战实践中，英国海军逐渐形成了“进攻是海军之灵魂”的认识。这一传统认识在得到马汉的理论支持后进一步得到巩固。但科贝特发现对进攻的教条信仰是由英国海军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造成的。随着鱼雷艇和驱逐舰对英国海军优势带来的挑战，进攻，特别是战略进攻原则也需要重新考虑。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迫使英国海军不得不由长期奉行的近岸封锁战略转向远距离封锁战略。在航海时代，“以敌人的海岸线为前线”是可行的，因为海岸火炮的射程通常难以超出其港口深度。英国海军可以守候在敌方港口，把敌方舰队封堵于港口之内。随着鱼雷技术和驱逐舰的出现，大型水面舰艇本身的防御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在对敌方进行封锁时，首先要保护大型水面舰艇的安全，至少要保持在这两种新型舰艇作战半径的一半距离之外。科贝特写道：“我们最珍视的战略传统已被彻底颠覆。我们战列舰队的‘适宜位置’一直是‘敌人的海岸’，但现在那正是敌人最乐意见到的。……最重要、最困难、最耗神的，是如何对战列舰队进行防御，”而不是如何提高战列舰队的进攻能力，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不过，执行封锁任务的优势海军也可以通过布雷等措施来阻止被封锁舰队出海，还可以利用经过改进的通讯技术增加舰队的机动性。因而，封锁仍然可以进行，只是近距离封锁让位于远距离封锁。206远距离封锁意味着英国的前沿战线不得不从敌人的海岸线不断后撤。甚至，最后的前沿线有可能到达英国本土边界，即退至防御位置。但是，对于科贝特这一代学者来说，战略防御，而不是进攻，具有无法回避的紧迫性。事实是，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等小型舰艇作用的提高，使英国面对的防御问题不仅限于舰队防御，而且也扩大到战略防御层面。正如科贝特所分析的，小型舰艇在提高了法国等国的进攻能力、加强了英国的防御需求的同时，也为英国进行战略防御提供了可能。科贝特认为，小型舰艇有利于防御一方。在小型舰艇时代，英国在战略防御上的处境甚至得到了加强。因为对英国这样的岛国进行侵略，侵略者除非获得绝对制海权，即消灭英国舰队之后，才有希望登上英国的土地。这就使侵略者的战略处于两难之中。要入侵英国本土，任何侵略都必须首先与英国争夺其周边海域的制海权。为了夺取制海权，侵略者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将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分开，希望舰队主力吸引英国海军主力，使航渡部队能够登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将舰队主力置于侵略者的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之间，以主力牵制主力，然后以自己的小舰队来进攻侵略者的航渡部队。另一选择是为航渡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护航，同时还要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英国主力以减轻航渡部队的压力，但这会给入侵者的力量分配带来极大的压力。此时，它要么面临先是主力被消灭，接着航渡失败的结局；要么集中全部主力以对付英国主力，而使航渡部队面临英国小舰队的压力的局面。小舰队力量于是成为英国防御的重要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科贝特理论的及时检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证实科贝特在海上交通线、小型舰艇和战略防御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也显示出他的有限战争理论和商业封锁理论在面对陆上强权时的局限和缺陷。

事实正好与科贝特的希望相反。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陆上大国相比，英国更依赖海上商业的顺畅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几乎将英国战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德国由于征服了广袤的土地而大大降低了对海外资源的依赖，加上陆地和空中新的交通手段使它无需控制海洋就可从陆上或海外得到所需资源，对于英国的封锁并不如设想的那样敏感。与此同时，商业封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挥效用，而在战争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的背景下，海权将缺少足够的时间来展示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