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斯道文库论集16，79）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1）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2）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冯平山图书馆金禧记念论文集，82）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共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74）、《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汉学研究11·12，75.1）《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76.1）等文章，与其著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汉文学会会报25，79）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国学院大学院纪要12，81.3）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2）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国学院杂志81 — 5，80.5）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汉文教室160，88.5）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②记胜迹、风俗等
平冈武夫《白乐在的诗与临安志——以寺院为中心——》（冢本博士颂寿记念佛教史论集，61.2）一文，注目于《临安志》(乾安临安志》等四篇)里有关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的诗作的记事而以寺院为中心进行介绍，也介绍了《咸淳临安志》中保存的逸诗两篇。
石田干之助《关于白乐天的长安旧游回顾诗》（中国文学93，46.3。六兴出版《石田干之助著作集》第三86.2）、斋藤茂《关于白居易〔话长安旧游戏赠〉诗——从作为风俗资料的侧面谈起——》(中国诗文论丛五，八六)两篇文章，前文就《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里有关妓女的几个词汇提出了与佐久节不同的解释。后文也认为该诗是可以窥见中晚唐时期游狎之地的很贵重的资料而对全句加以注解。
竹村则行《白居易和天宝遗民——从〔赠康叟〉诗谈起——》（九州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84，冈村繁教授退官记念特辑，87.2）一文，举出表示对天宝遗民的感慨的诗而论述了中唐诗人对表宝遗民的憧憬。
（2）一种岁时记 白居易对季节的交替、景物的变化很敏感。
平冈武夫的文章中注目于白诗此方面而加以解释的文章很多。这种文章有以下几篇。《白居易和寒食·清明》（东方学报，41，70.3）、《三月尽——白氏岁时记——》（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18，76.3）、《三月三日上巳洛滨修禊——白氏岁时记——》（汉学研究16.17合并号，78）、《白居易的山石榴花(杜鹃花)诗》（汉学研究22·23合并号，85）。
野礼行《关于白居易诗中（雪月花）表达方式的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30，78.10)一文，关于象征着四季的自然美的词语“雪月花”（出于《寄殷协律》的一句“雪月花时最忆君”）探讨了其成为表现四季方式的由来。他的《春尽诗》（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35·人文社会科学篇，85）一文，指出白诗里咏《春尽》的诗比别人多得多，并论及其特点在对季节推移的敏感的表达。白氏此态度对日本王朝文人美学观念的形成，影响很深。
埋田重夫《白居易咏花诗论序说——以江州司马以前为中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10，文学·艺术学编，83）、他的《同——以江州司马以后为中心——》（同11，同84），就咏花的诗歌谈其各时期的特点。
（3）多用口语 白居易在他诗歌中爱用日常用的、口语性强的词汇，这点宋代学者早已指出。
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四章，举出了很多白诗中使用当时口语的例子。
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考》（立命馆文学430，431，432合并号，81.6）一文，摘出白诗中用的口语“阿谁”、“毕竟”、“草草”等很多例子。
埋田重夫《诗语〔颜色〉的形成及其展开——谈白居易诗中所见口语的用法》（中国文学研究8，82.12）、《谈白居易诗中所见的（谁家）》（早稻田大学·中国诗文论丛5，86）两篇文章，都就认题中的词汇探讨其用法而指明白居易是当时用口语的中心人物。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三冬社，84.4）一书，在（把定式）、（被动式）等各个项目中，举了很多白诗中看到的当时口语的例子。

你是 算无遗策の贾诩 的徒弟 么

他的《白居易文学和佛教经典》（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学论集，79）一文指出，《楞伽经》、《大智度论》、《维摩经》、《首楞严经》等经典给白居易很大的影响，“诗魔”此语表示的负债的观念出于《首楞严经》等事。《白居易的（斋戒）诗——乾——》（大谷大学文艺论丛16，81.3）、《同——结——》、（同19，82.9）、《同——结——》（同21，83，9）指出，白居易开始于长庆年间的斋戒对他人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一直到晚年当他斋戒时还不能断绝对每个季节的景物、交游、诗酒等的爱好。《白乐天的孤独》（大谷学报63—3，83）、《白居易幽独的诗情》（大谷学报六63—4，84.2）两篇指出，白居易的“幽独”不像在《九章》、《文选》里看到的那种在山中不满而沉闷的心情，而是发于在市井得到的闲适的诗情。《白居易诗中所用的道情》（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语学文学论集，85.7）指出，白居易把“道情”此语的意义固定为倾倒于佛教的心情的意思。《居士表明的白居易的心情》（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指出，把自己号称“居士”的人，白居易以前只李白号称“青莲居士”。
笔者按，平野的论文常强调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关心和道情的深化，而对白居易固有的思想矛盾进行探讨并分析其矛盾与他的信仰有何关联这方面比较欠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晚年几乎没有思想矛盾的看法。平野此看法有问题。
田中利明《白居易——他为唐代思想研究提供了什么素材——》（学大国文27，84）一文论述，白居易受马祖禅的影响，最晚年有被打破“人性三品说”的想法而开了宋学人性论先河。
〔其他〕
渡边信一郎《白居易的惭愧——唐宋变革期农业结构的发展与下级官人阶层——》（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6，84）一文，指出白诗中可以看出因“不耕”而“惭愧”之念，探讨了其历史上的原因和阶级基础。作者论述说，白居易在下邽时的农地经营是继承从六朝以来的家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但是在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的自立小农民阶层出现的过程中，过去身份上与农民的绝对区别逐渐地相对化了。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图保留以前的土地所有权，最一般的方法就是成为特权官僚此一路，白居易所走的路也就是这条路，他的“惭愧”根源于此。
笔者按，过去中日学者一般都认为白居易、朝愈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地主阶层身知的科举官僚与大地主豪族阶层出身的官僚是对立的，而在当时他们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但是渡边此篇文章有促使我们再加研讨此问题的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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