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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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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按现在多数学者的理解,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来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更加受到人们关注的位置。这主要因为先秦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其二是先秦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我国史学的主要思潮,或者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其三是先秦史研究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更紧密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成果不断涌现,给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使先秦史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常研常新,至今仍保持其富有活力的研究势头,这是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所不及的。
  以上诸项,贯穿于近百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但是随着近代政治风云和史学思潮的变幻,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具体特征。同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一样,近百年的先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1976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以下即按这个顺序对各阶段研究的情况分别扼要地进行叙述。


IP属地:广东1楼2013-10-20 00:27回复
      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涉及对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不同认识的重要著作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卷(生活书店,1946年)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前两者的分期主张基本同于吕振羽,侯外庐则独树一帜地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起于周初,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而终结。至于殷商,他认为其时尚处于氏族制的野蛮时期。与前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同的是,侯外庐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征,他认为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以古希腊为代表,而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类型;前者走的是由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走的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之中的“维新”的路径,因此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仍然保留着严密的氏族组织,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些看法,显然比30年代带有严重“公式化”倾向的郭沫若等人的认识要高出一筹。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本人的古史分期观点到此期也有了变化,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中修正了自己过去提出的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而改认殷代为奴隶社会,同时肯定殷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农业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时间,则定在秦汉之际。在同期发表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收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一文中,他亦通过对《诗经》有关农事诗的分析,进一步论证周代属于奴隶社会的性质。并在该文中首次提出“农业民族的奴隶制与工商业民族也有形态上的差异”,“工商业的生产须有束缚人身自由的枷锁和髡钳,农业的生产奴隶则可以用土地为枷锁”的论点。这可以看做是他对中国奴隶制形态的特殊认识。
      当然,从1949年前史学研究队伍总的构成情况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在全国范围内还只占少数。在古史研究领域内,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采取的仍然是进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的考据方法。他们在各自从事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除上面所举之外,还可以列举出以下先秦断代及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断代研究方面有吕思勉的《先秦史》(开明书店,1941年)、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正中出版社,1944年);商史研究方面有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包括《初集》、《二集》、《三集》共7册,收有《殷代封建制度考》、 《殷代婚姻家族生育制度考》、《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武丁时代之五种记事刻辞考》、《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等20余篇论文及部分甲骨文资料);殷周史方面有徐中舒的《殷周文化之蠡测》(《史语所集刊》2:1,1931年)、《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史语所集刊》7:2,1936年)、《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史语所集刊》2:1,1930年)等论文;周史方面有傅斯年的《大东小东说》(《史语所集刊》2:1,1930年)、《论所谓五等爵制》(同上),齐思和的《周代锡命礼考》(《燕京学报》32期,1947年)、《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燕京社会科学》1卷,1948年 ),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图书季刊》新7:1、2,1946年), 斯维至的《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7卷,1947年),顾实的《穆天子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4年),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6期,1929年)等论文与专著; 春秋史方面有童书业的《春秋史》(开明书店,1946年);战国史方面有齐思和的《战国制度考》(《燕京学报》24期,1938年),陈梦家的《六国纪年考》(《燕京学报》34期,1948年)等论文。专题研究方面,属于经济史范畴的则有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4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徐中舒的《耒耜考》(《史语所集刊》2:1,1930年)、齐思和的《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36期,1949年)等论著;先秦民族史研究性质的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及一系列有关两周民族史的论文(后辑入《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3年)、王玉哲的《鬼方考》(《国学研究论文专刊》1辑,1945年)等;先秦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有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等等。至于其内容,可由上述书名或论文题目窥知大概,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还有一些古籍及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的成果,亦不细加罗列了。
      总之,1949年前的先秦史研究是一个众多学术流派并舸争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局面;同时,由于近代考古工作的开展,开始为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这一切,都为先秦史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IP属地:广东本楼含有高级字体3楼2013-10-20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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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无疑义,本时期是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历史研究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先秦史研究无论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发表的先秦史论著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为了推动先秦史研究的开展,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它们及其它一些相近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举行,促进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先秦史学界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亦开展起来。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从未有过的。
        与先秦史有关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最为显著。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长时间开展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不再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除了“文革”刚结束时各家有一些重申自己过去主张的文章和著述,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1期)外,以后,这样的讨论便基本沉寂下去了。一些人显然是厌倦于这场讨论的旷日持久而得不出最终结论,因而称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为“大而无当”;也有一些人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根据古史分期讨论中多数人们对于三代社会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论点,由是引起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一轮的讨论。与此同时进行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与此项研究相互关联。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著作,可以举出张广志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吴大琨、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论文,近年,则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开的和实际上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维持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看法,如胡庆钧等人编写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其论证的方法则与过去有所不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学者,其对有关理论的探讨都比过去有所深化,这显然也应当归结为先秦史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单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弊端,人们在开展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生活史和家族史等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现在成了不少学者首选的课题。一些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课题,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人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则与这个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一起成为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外,也开始借鉴西方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这在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家庭与社会结构等方面运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格林·丹尼尔(G.Daniel),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Cluckon)、塞维斯(E.Service)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著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IP属地:广东本楼含有高级字体6楼2013-10-20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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