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 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 重要影响。 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 、迁移与 北方民族的内 迁融合这两 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 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 匈奴的内附。 东 汉中后期 ，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 ，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在汉代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以前多偏重于西汉，对于东汉人口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认为东汉诸多制度承袭西汉，少有创新；二是东汉存留下来的人口统计数字虽然比西汉多，但统计比较混乱，而且有许多矛盾之处，给正确认识东汉的人口问题带来了一定难度。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积极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如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袁祖亮的《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和路遇、滕泽之的《中国人口史》等书中有关汉代的章节，以及劳干、冯承基、陶文牛、王育民等研究东汉人口的论文。 不过，关于东汉区域人口 （包括东汉河北人口）还存在诸多问题，仍然需要继续作深入研究。

一、东汉存世的人口统计数字
东汉存世的人口统计数字有十一个，有的虽然有问题，需要考证之后才能使用，但仍是研究河北地区人口分布和变动的基础，下面把文献所见东汉总人口数据列表1。经过新莽之乱和东汉的统一战争，人口剧减。《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应劭《汉官》曰：“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1]（卷113）。 “十二三”意为十分之二、三，是相对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5900多万而言的，这个估计数在 1200万至 1800万之间。 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下诏释放官私奴婢，安辑流民，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户口迅速增加。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至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不过短短的十八年，在籍人口增加了62%。 人口的剧增除户籍管理日臻完备、脱漏日少外，主要是自然增长率的提高。《后汉书 ·明帝纪》称，当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吏称 其官，民 安 其业，远 近 肃 服，户 口 滋殖”[1]（卷2）。 虽不无夸饰，但也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人口滋长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此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

安、顺帝以后，东汉经济渐趋衰落，兼并和随之而来的贫富悬殊日益突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如《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而贫民却“被穿帷败，寄生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1]（卷49）。 另一方面，西羌连年起兵反抗东汉王朝，大批农业劳动力被征从军，农业生产更形残破。 不过，由于前一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人口持续增长的惯性很大。 至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有户10677960，口56486856人口达到极盛期。 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推算，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人口当在6500万[2]（P149）。 经济的衰落与人口的增长，说明东汉后期人口经济问题十分尖锐。

东汉桓帝以后，社会动乱，人口死亡率剧增。 大批百姓在战祸中丧生。 例如，《三国志 ·魏志 ·荀彧传》注引《曹瞒传》云董卓之乱时，“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3]（卷10）。 死于饥馑者更不知凡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 （李）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 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3]（卷6，《魏书·董卓传》）。 再加上疾疫流行，吞噬人命①，人口遂急剧减少。 估计三国时期人口仅在一千万上下。
从上表1可以看出，东汉初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这里边可能包括有逃亡山林而返归的流民。 到东汉中期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便降了下来，还有徘徊不前的时期。 从整个东汉时期观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9.96‰
东汉建立之初，人口数量很少，仅有不到二千万人，人口的增殖基数很低，达到饱和状态还需一段时间。 再者，东汉自建立到汉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基本上是平稳发展。 虽然在东汉明帝、章帝时期曾发动过对匈奴的战争，但规模小，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 东汉安帝前后，虽然东汉王朝发动过对羌人的战争，但规模也不大。
东汉时期的家庭规模比西汉时期略有扩大，据现有各年户口数计算，每户口数为5.3人。 人口地域分布的改变同人口流动有密切关系。 东汉后期，因受西羌、乌桓、鲜卑的侵扰，今陕西、甘肃及辽东、冀北地区的百姓曾陆续向今山东、豫东、冀南、苏北地区流动。东汉末年，中原板荡，百姓避乱南迁者不绝于途。

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则东汉勃海郡在河北的人口数则为806500÷8×6=604875，比表2所列829875少225000人，口户比约为6.1，与相邻的河间国、广阳郡（国）和平原郡基本相同。 那么，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河北地区的总人口数应减去225000人。2.东汉时还有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分布在河北北部。 汉和帝永元（89—104）年间，北匈奴西迁，鲜卑徙居北匈奴之地，人口可达六十余万。 估计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鲜卑在今河北北部有五万，其余分布在今内蒙古、辽宁和蒙古国境内。 乌桓在东汉前期已分布于幽州、并州缘边塞外，人口可达二十余万。 估计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乌桓在今河北境内有六万口，其余分布在今辽宁、内蒙古境内。 这样内迁到河北北部的乌桓和鲜卑共十一万人，应计入河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之中。上述两个人口数一减一增，应从河北地区的总人口数中减去115000万，则东汉顺帝时河北地区的人口当为7025780减去115000，等于6910780。减去表3和表4所列北京与天津的人口合计数673694，则今河北在东汉时的人口数为6237086，其中包括内迁的乌桓和鲜卑人口。

（二）黄河改道对河北人口增减的影响
汉代黄河的改道对其流经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北地区的魏郡、清河郡、信都国和勃海郡是西汉时黄河流经之地。 东汉自王景治河后黄河不再流经这四个郡国。 黄河改道对这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将这四个郡国在两汉时期的人口状况列表作一比较

上表所列四个郡国，东汉魏郡和清河郡的户口比西汉有所下降，而信都国和勃海郡的人口有所增长。尤其是上文已经论及的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勃海郡，西汉辖26县，东汉减至8个，户数减少了48.4%，但人口却增长了22%以上。 东汉时，黄河不在勃海郡入海，使勃海郡减少了水患，固然有利于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增长率也不可能如此之高。 可能是数字有误，理由前文已述。 信都国（安平国）的人口增长，恐怕也与东汉黄河不再流经此地，特别是不再泛滥为害有关。魏郡和清河郡户口下降的问题，应和王莽时黄河决口到王景治河前的河患长期影响有关。《汉书 ·王莽传》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 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限塞”[1]（卷99）。 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清河以东数郡，时间持续了五六十年，河患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田地房屋被毁，农业减产，人口锐减自在情理之中。据李晓杰统计，《汉书 ·地理志》所载魏郡的十八个县，东汉初年省并了四个；《汉书 ·地理志》所载清河郡的十四个县，东汉初年省并了九个[7]（P83、105）。 东汉初年省并郡县，精兵简政，战乱导致经济残破固然是重要原因，但魏郡和清河郡省并的属县如此之多，与黄河的长期泛滥关系甚大。 因此，王景治河后，尽管清河、魏郡不再遭受黄河的水患，但由于长期受河患影响而导致的人口锐减，一时难以恢复，也是可能的。

[参 考 文 献][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谷霁光.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古时候流民应该是年年有的吧，当时的天灾人祸很难避免，只好四处奔波、迁徙不定。
话说我们老师就说过她小时候就看见过不少安徽的流民来到江西逃荒。。。

马克

居然有脑残说东汉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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