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皇帝，设三公，权相衡。
一法度，废分封，立郡县。
通沟渠，征百越，同民化。
连长城，逐匈奴，收河套。
阿房宫，兵马俑，骊山陵。
迁富豪，销兵器，铸金人。
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
行封禅，巡宇内，抚万民。
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
建直道，筑驰道，车同轨。
焚书籍，书同文，音同韵。
坑术士，行同伦，大一统。
用11年完成了这些！秦始皇每天要批改一百二十斤奏章！

尼玛，始皇帝用竹筒好不好。

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的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形式一如后来的天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秦汉时期有关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中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晏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削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字太多

我若果能穿越，我必杀刘灭项，助祖龙剿灭六国遗孽，下施黄老儒术，上秉商法！

在太多没耐心详细看，看了个大概，不论谁多谁少，总之佩服啊

勤政不勤政的咱先搁一边，楼主所列举的这一堆所谓功绩，好像有一半都是于国于民没用的，有些非但没用还有大弊

用今人的眼光审视古人，本身就有差异的。

膜拜始皇^

初中的历史教科书里，秦始皇还是一个负面人物吧？纠结啊

要说每天批阅的奏折，朱元璋也不会少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