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说话，都是记载万历朝内外乂安的例子。万历前后四十八年，钱谦益谓「神庙万历中」，虽未确指时限，但彭孙贻谓「四十八祀承郊燔」，肯定包括全朝。至陈维崧说神宗「御宇五十余载」固误，但其错误并无碍他所言为整个万历朝的理解。换言之，彭、陈二人都不当万历末年辽东失陷为甚麼一回事。
其次，万历的朝政与吏治，是不少士人的关注点。钱谦益称述「神宗皇帝」之时，「当盛明日中，君臣大有为之日」。 不错，明清之际士人对万历君臣的称颂，所在多见。在君主方面，姚希孟(1579-1636)说：
缅怀祖德岂难跻，八柄河魁手自持。凤诏未闻传墨敕，貂璫只许贡朱提。兵符细柳将军令，国计元和宰相稽。蝉鬓秀才垂紫袖，批红不改旧标题。
彭孙贻亦说：
眼见万历年，朝野穆清昊。圣人乾清坐，昼漏春浩浩。宫花遶诸贤，讲席鹤院晓。仗御承天门，露布磔王杲。时则庙论平，廉贞厉玉藻。壮夫云霄羽，致身耻不早。

五、
明、清之际的士人不仅推许万历朝为盛世，而且将它与前代的盛世比拟。有比之於商代的「祖乙(前1447-前1428在位)、武丁(前1254-前1195在位)之世」。钱谦益说：
国家之盛，比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庙礼陟配天，多历年所，盖当祖乙、武丁之世。
钱谦益虽未提及「祖乙、武丁之世」的历史地位若何，但三代为传统士人向慕的年代，其地位可想而知。
有比之於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前180-前157在位)之治。据顾炎武在赠遗民陈梅(1579-1649)的诗歌中透露：
老人(陈梅)尚记为儿时，烟火万里连江畿。斗米三十谷如土，春花秋月同游嬉。定陵(按：即神宗，神宗葬於定陵。)龙驭归苍昊，国事人情亦草草。
陈梅於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十有六」， 以此上推，即生於万历七年(1579)。可见诗歌中所述的时间包括万历十年以后以至四十八年神宗归天以前。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它其实是将万历比拟汉文帝之治，因为其中诗句，乃脱胎自《史记‧律书》称扬汉文帝统治的言词。迻录如下：
孝文即位，……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文帝时，……人民乐业，……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巿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
顾炎武在诗歌中说「老人尚记为儿时」，好像诗歌中所言，纯出陈梅的忆述，与顾炎武无关，但事实并不如此。诚如前文指出，顾炎武在《日知录‧人聚》条用「人聚於乡而治，聚於城而乱」的理论，印证明代后期的治乱，同时将「神宗之世」——包括「予少时」的万历末年，列为「人聚於乡而治」的年代。不过，顾炎武在论述明代后期的治乱分期之前，援引了历史上几段治乱时期作为例证，而他举出治世的第一例证便是：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巿井(原注：《史记‧律书》)。
这个例证，正是上引诗歌用典的出处。因此，诗歌表面上纪录陈梅的忆述，亦反映顾炎武自己的想法。甚或根本就是顾炎武用自己的想法，把陈梅对万历朝的忆述形象化起来，变成为汉文帝之治的翻版。
有比之於开元(713-741)之治。夏允彝对神宗治国的能力，推崇备至：
神庙冲龄践祚，睿质夙成。……既壮，益明习庶事，不复委柄於下。(张居正)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虽无姚(崇，651-721)、宋(璟，663-737)之辅，亦无愧开元之盛时也。


除夏允彝外，顾炎武亦用「开元之治」为例，引证万历朝为「人聚於乡而治」之世：
唐(618-907)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779-831)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
夏允彝和顾炎武都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姚崇、宋璟功不可没。而万历朝「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之盛时」，神宗岂非独居其功？他们对神宗评价之高，於此可见。
有比之於庆历(1041-1048)、皇佑(1049-1053)。钱谦益除将万历比诸商代「祖乙、武丁之世」外，又将它与庆历、皇佑共举：
思国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960-1279)，积累二百年，乃至万历，以其时数考之，则有宋庆历、皇佑之间。
虽然钱谦益甚少提及皇佑，但曾推许庆历为「盛世」。 且说：
昔有宋庆历之时，国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骏强直之士，……比肩而出。
因此，钱谦益将万历比之「庆历、皇佑之间」，无疑是给予万历的一项褒誉。
又有比之於熙宁(1068-1077)。魏禧(1624-1680)曾将万历「承平之日」，与「熙宁之全盛」等同， 惜未有详为说明。

六、
在上述吟咏神宗或万历朝的士人中，叶向高、曹学佺、钱谦益、陈洪绶等人固曾亲受神宗的恩泽，经历万历的太平岁月，但吴伟业、顾炎武、彭孙贻等在万历末年仍系儿童，他们所述「眼见」、「犹及见」、「予少时见」的各种情况是否客观真确，其实颇成疑问。如果我们怀疑他们的记载得自耳闻多於目睹，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杜浚谓「万历年间闻而知」，吴伟业谓「以余所闻，神宗皇帝时……」，不是透露了个中消息吗？至於万历以后才出生的人，他们所述万历之事，自然是人云亦云了。李邺嗣谓「尚及闻遗老」，说明了这个事实。由此看来，这些出生於万历末年或万历以后士人的父兄、师长，对神宗或万历朝都普遍有好评，否则受他们薰染的子弟对神宗或万历朝的态度，不会如此一致。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对万历后期的腐败政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钱谦益在清初不是已指出万历前后期有所不同吗？他不是已指出「国家当万历初，为鸿朗盛际」，「朝著精神，中外敕励」，及中叶以后，「朝政蛊，戎索颓，木朽蝎中，暮气遒尽。疆场之祸，孽牙於鬯草，蕴崇於楛矢，而驯至於不可为」吗？ 但是，明代在甚麼时候「至於不可为」，他始终没有明言。同时，他对万历朝总是褒多於贬，而且不认为它是明亡的开端。(详下文)
然而，当清初史家探讨明代灭亡的因由时，渐亦有人要追究万历朝对国亡的影响了。谷应泰(1620-1690)在顺治十五年(1658)为《明史纪事本末》写序，便指出：
神皇乘运，豫大丰亨。征徭既繁，百工丛脞。揆厥乱源，所自来尔。
庄廷鑨(？-1660)等撰明史，同样指出：
显皇帝蒙袭承平，享国长久，恬熙櫱衅，坐蹙强(疆)土，卒贻继世之患。
上述意见，固可视为日后「明亡於万历」说的先河，而这种论点其后在文士的作品中也有出现。例如，魏禧在康熙十一年(1672)一方面说：
往者嘉、隆以迄万历之初，天下最号升平。
另一方面却认为：
煤山之变，不在甲申(崇祯十七年)，而在万历承平之日。万历以废事养痈而腊毒，所谓病末深而脉先败焉者也。
但是，这种论点在入清初期的诗文中甚为少见，何况这种追究神宗责任的言论随即引来非议。
康熙十七年(1678)，傅山(1607-1684)就神宗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写的一幅书法借题发挥，驳斥神宗误国的言论：
追论朝事者，率谓天下之弊酿於万历间。此以膏梁公子待太平天子之言，其意实大不敬。若尔，则诸宸翰者，亦当如徐偃王耳。伏睹当日御书『海阔』五言十字，一字整於一字，一画劲於一画，威仪恂栗，无所不备。以前后四十余年太平之福，曾不敢逸豫於笔墨之间，其蜵蜎蠖濩之中，览道德之精刚者，从可知矣。
神宗的书法，确对不少人有相当魅力。据吴伟业说：
神祖性好书，文笔讲幄，首以学二帝三王大经大法题诸户墉，字画径寸，波磔天成，馆阁老臣曾经侍从者，仰观谟训，追话熙隆，为之肃容叹息。
明遗民方文更将神宗的书法神化起来。从唐、宋以来著名的「匡庐之西云居山」上的真如寺，经历元(1279-1368)末「兵燹患」，至明朝「(隆)庆、(万)历年复弘」，神宗尝为该寺题字。顺治十年(1653) ，方文赋诗提到该寺，竟谓：
神庙御书十四字，奎章巍焕神所凭。
据上文，神宗的书法，在明末已是朝臣「追话熙隆」的媒介，傅山以书法而追论神宗，为神宗辩白，可谓由来有自。虽然傅山这种以书法论人的态度不外感情用事，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却已反映「追论朝事者」的「天下之弊酿於万历间」说，不尽为时人接受。相反，傅山指神宗为「太平天子」，强调万历朝「前后四十余年太平之福」，倒代表不少士人的想法。即使其后愈来愈多人认同万历后期政治窳败，不忍深责者仍大有人在。无怪贺国麟(1634-1692以后)认为，纵使万历后期「渐弛家法，然处常未处变，故无誉而亦无讥」。 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梁份(1641-1729)依然对不利於神宗的言论充耳不闻，坚称：

失去的才知道珍惜

这是当年明月对神宗的评价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好长呀，抽空看看

所以说明末的那些士大夫精英，那就是一个贱字。

得福之日不曾想，神宗皇帝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