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兴军
基本案情 更改术式导致六级伤残
患者王某不慎从高处坠下摔伤，次日入住四川省泸州市A医院的
骨科进行治疗。医生诊断其为嵌入性左股骨颈骨折、左股骨上段骨折、
交叉韧带损伤，在给予皮牵引、夹板外固定等处理后，继续为其做辅
助检查，准备择期进行手术。
几天后，A医院经过会诊讨论，确定对王某的左股骨颈骨折施行
拉力螺钉内固定术。王某签字同意。在这之后，王某的经治医生告诉
王某及其妻子，“上钢针手术（拉力螺钉内固定术）后，60％～70％
股骨头要坏死，还要再做股骨头置换术。那样的话，不如现在就做股
骨头置换术，用中外合资假体，最少能管20年……”于是，王某便自
行提出要求将拉力螺钉内固定术改为股骨头置换术。
A医院成功对王某施行了股骨头置换术。但是，王某出院后不久，
便对手术方式的更改提出异议。经与医院多次交涉，双方达成并签订
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的内容为：A医院免收王某的住院医疗费用2.4
万多元；A医院退还王治富预交医疗费两万元；此事件就此解决，王
某不得再向A医院提出其他要求。
事后，王某反悔，认为协议约定不公平，遂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
定。当地市级医学会鉴定后作出的结论为：“……假体选材应更严谨、
慎重。患者肢体功能基本恢复，轻度跛行与术后并发症有关。本病例
不属于医疗事故”。对此，双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未申请重新鉴定。
在后来的两年间，王某又先后两次对自己的伤残程度及继续治疗
的费用申请了司法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为：“王某左髋关节不能伸
直、活动范围在约165°～128°之间，外展、内收部分障碍，左下肢
略外旋，上述病理改变及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目前呈现该关节功能
大部分障碍，构成六级伤残”。第二次的鉴定结论是：“王某现置入
的假体可保持6～8年，需两次置换人工髋关节，总计需要续医费12万
元”。据此，王某将A医院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 医患双方共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此案后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王某与A医院曾
经签订协议中的第3条；二、A医院赔偿王某续医费等6万多元，其余
所需要的6万余元由王某自行负担；三、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
对这个判决结果，王某不服，又向地方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王某此次的上诉理由为，一是其对医学技术一无所知，在医方误导、
引诱下选择了股骨头置换术。二是由于医方错误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术，
加重了他的伤残等级，加上医方未举证证明置入的假体是合格产品，
使其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故医方应赔偿各种损失及续医费约25万多元。
A医院以一审判决确定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和原告王某不构成医疗
伤残为由予以答辩。
二审法院经审理，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原告王某为证明医疗过
错、伤残等级等事实，共支付四次鉴定费5900元，其余事实与一审判
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原告的鉴定费损失
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三项，变更其第
二项为A医院赔偿王某续医费和鉴定费损失共62500元。
专家说法 患者不要草率改变治疗方案
在这一医疗纠纷案件中，很显然，王某之所以改变医院为其会诊
而制订的手术方案，与经治医生的告知信息有关。参照以往的案例，
类似争议通常会是患者全面胜诉。但本案的判决结果却是患者也承担
了一定的过错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该案的审判长泸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立生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应当向患方提供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医疗服务活动。由于医疗行为
具有高技术、高风险特点，又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医方在实
施医疗行为的全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将不同医疗方案的
利弊告知患方，然后由患方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行使决定权。
在本案中，原告王某的主要损伤为左侧股骨颈嵌入性骨折，根据
临床医学资料，该类型的骨折继发股骨头缺血坏死或骨不连的几率极
低。骨折经积极的保守治疗或非手术治疗，一般均可正常愈合。因此，
按照临床医学常规，原告王某所患疾病应当首选钢针内固定治疗方法。
被告A医院在术前对王某的病情组织专家会诊后，确定了相同的医疗
方案。但后来由于经治医生的不真实告知，片面夸大钢针内固定术的
股骨头坏死几率和股骨头置换术的好处，隐瞒和降低股骨头置换术的
缺点和弊端，致使患者放弃了原定的治疗方案，而选择决定实施股骨
头置换术，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和损失。对此，被告医院应当承担主要
赔偿责任。作为原告王某，在明确知道并同意了专家会诊制订的手术
方案后，又轻信经治医生的不同意见，在未完全弄清楚股骨头置换手
术方案的利弊情况下，草率改变原定治疗方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该案提示人们：在医疗活动中，医生须进行真实的告知，而患者
也要认真行使决定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或方案。
--健康报
基本案情 更改术式导致六级伤残
患者王某不慎从高处坠下摔伤，次日入住四川省泸州市A医院的
骨科进行治疗。医生诊断其为嵌入性左股骨颈骨折、左股骨上段骨折、
交叉韧带损伤，在给予皮牵引、夹板外固定等处理后，继续为其做辅
助检查，准备择期进行手术。
几天后，A医院经过会诊讨论，确定对王某的左股骨颈骨折施行
拉力螺钉内固定术。王某签字同意。在这之后，王某的经治医生告诉
王某及其妻子，“上钢针手术（拉力螺钉内固定术）后，60％～70％
股骨头要坏死，还要再做股骨头置换术。那样的话，不如现在就做股
骨头置换术，用中外合资假体，最少能管20年……”于是，王某便自
行提出要求将拉力螺钉内固定术改为股骨头置换术。
A医院成功对王某施行了股骨头置换术。但是，王某出院后不久，
便对手术方式的更改提出异议。经与医院多次交涉，双方达成并签订
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的内容为：A医院免收王某的住院医疗费用2.4
万多元；A医院退还王治富预交医疗费两万元；此事件就此解决，王
某不得再向A医院提出其他要求。
事后，王某反悔，认为协议约定不公平，遂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
定。当地市级医学会鉴定后作出的结论为：“……假体选材应更严谨、
慎重。患者肢体功能基本恢复，轻度跛行与术后并发症有关。本病例
不属于医疗事故”。对此，双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未申请重新鉴定。
在后来的两年间，王某又先后两次对自己的伤残程度及继续治疗
的费用申请了司法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为：“王某左髋关节不能伸
直、活动范围在约165°～128°之间，外展、内收部分障碍，左下肢
略外旋，上述病理改变及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目前呈现该关节功能
大部分障碍，构成六级伤残”。第二次的鉴定结论是：“王某现置入
的假体可保持6～8年，需两次置换人工髋关节，总计需要续医费12万
元”。据此，王某将A医院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 医患双方共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此案后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王某与A医院曾
经签订协议中的第3条；二、A医院赔偿王某续医费等6万多元，其余
所需要的6万余元由王某自行负担；三、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
对这个判决结果，王某不服，又向地方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王某此次的上诉理由为，一是其对医学技术一无所知，在医方误导、
引诱下选择了股骨头置换术。二是由于医方错误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术，
加重了他的伤残等级，加上医方未举证证明置入的假体是合格产品，
使其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故医方应赔偿各种损失及续医费约25万多元。
A医院以一审判决确定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和原告王某不构成医疗
伤残为由予以答辩。
二审法院经审理，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原告王某为证明医疗过
错、伤残等级等事实，共支付四次鉴定费5900元，其余事实与一审判
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原告的鉴定费损失
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三项，变更其第
二项为A医院赔偿王某续医费和鉴定费损失共62500元。
专家说法 患者不要草率改变治疗方案
在这一医疗纠纷案件中，很显然，王某之所以改变医院为其会诊
而制订的手术方案，与经治医生的告知信息有关。参照以往的案例，
类似争议通常会是患者全面胜诉。但本案的判决结果却是患者也承担
了一定的过错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该案的审判长泸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立生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应当向患方提供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医疗服务活动。由于医疗行为
具有高技术、高风险特点，又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医方在实
施医疗行为的全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将不同医疗方案的
利弊告知患方，然后由患方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行使决定权。
在本案中，原告王某的主要损伤为左侧股骨颈嵌入性骨折，根据
临床医学资料，该类型的骨折继发股骨头缺血坏死或骨不连的几率极
低。骨折经积极的保守治疗或非手术治疗，一般均可正常愈合。因此，
按照临床医学常规，原告王某所患疾病应当首选钢针内固定治疗方法。
被告A医院在术前对王某的病情组织专家会诊后，确定了相同的医疗
方案。但后来由于经治医生的不真实告知，片面夸大钢针内固定术的
股骨头坏死几率和股骨头置换术的好处，隐瞒和降低股骨头置换术的
缺点和弊端，致使患者放弃了原定的治疗方案，而选择决定实施股骨
头置换术，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和损失。对此，被告医院应当承担主要
赔偿责任。作为原告王某，在明确知道并同意了专家会诊制订的手术
方案后，又轻信经治医生的不同意见，在未完全弄清楚股骨头置换手
术方案的利弊情况下，草率改变原定治疗方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该案提示人们：在医疗活动中，医生须进行真实的告知，而患者
也要认真行使决定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或方案。
--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