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史坛，风靡一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丰富，人们对疑古史学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即剖析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抽出其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进行探讨，评价它的成就和影响。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思想；古史；伪史      
    
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1〕。从1926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第七册分为上中下三本），洋洋数百万言，人们称其为“疑古文献的大成”〔2〕，在史坛上掀起一股巨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物——有关的古籍竹简、帛书不断出土，人们对“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需要对《古史辨》的成败得失重新进行评价和总结，对它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检查和反思，以利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正如已故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学派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曾成为我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力量。流风所披，远播海外，其影响迄未衰竭。不过，由于这些年来古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使这一学派也逐渐露出令人质疑、并应重新估价，以图改进的不少问题。”〔3〕本文即拟顺应历史的需求，对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探索古史所形成的主要论点以及它的成就和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在史学领域中回顾过去，就是为了开拓未来。


     一、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
     顾颉刚年轻时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他的疑古思想要推倒封建史学的偶像，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思想史上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疑古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自南宋以来，这种思想迅猛发展，到清代更出现愈演愈烈之势。据顾颉刚自述，他的疑古思想，受南宋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三人的影响最大。郑樵曾作《诗辨妄》，对历来《诗经》的各家注解都有批评，这种做法深得顾的赞同。姚际恒这个人曾受到顾的特别注意，他著的《古今伪书考》，竟判定流行的古籍十有八九都是假的，这在顾的“脑筋里起了一回大震荡”〔4〕。至于崔述，他对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事迹，作了大量的《考信录》，许多失真的记载被他一扫而空。顾认为这“是一件大快事”〔4〕。清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也曾给顾以巨大的影响。康的《新学伪经考》，论证古文经都为西汉末刘歆所伪造。顾认为此说“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康的《孔子改制考》，论上古事茫昧无稽，战国诸子大都托古改制。顾称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5〕。对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大的，还有当时学者胡适和钱玄同。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抛开唐虞夏商周，而从周宣王讲起。这使顾对适之先生非常信服。至于钱玄同，更是一位积极主张疑古的学者，顾的许多疑古主张就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发表出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又承受了自南宋至清代许多学者疑古辨伪思想的熏陶，再加上当时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顾颉刚曾回忆当时的思想情绪说：“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4〕十分显然，“古史辨”疑古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的激励，是我国历史学者中疑古辨伪思潮发展的登峰造极，是历史长期积累与现实潮流激荡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疑古思想既已提出，疑古方针亦已确立，一本本“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6〕《古史辨》陆续出版，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据顾先生自述：“以考证方法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4〕可知《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倒伪史书”。在另一场合，顾先生又说：“我自己的工作”是“偏于破坏伪史方面”〔7〕。一是要“推倒伪史书”，二是要“破坏伪史”，《古史辨》的这两大目的原是密不可分的。《古史辨》的另一位学者罗根泽把他们的工作归结为“辨真伪”和“考年代”两大类：“辨真伪，追求伪迹，摈斥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值，义主建设。”〔8〕由于“古史辨”派的学者以“破坏伪史”和“推倒伪史书”为目的，不断“追求伪迹”，他们在《古史辨》之外，还计划出《辨伪丛刊》、《辨伪丛书》和《辨伪丛著》，因而辨出的“伪史”和“伪书”当然越积越多；同时，“考年代”也是以“推倒”和“破坏”为目的的，其考出的史书著作年代往往愈拖愈后。那么，“古史辨”派的学者们辛苦了数十年，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呢？这必须对他们的成果作一番大致的考察。


     二、疑古思想主要论点剖析
     厚厚九大本《古史辨》，其中有关疑古的论述太多了。为便于阐述，这里抽出顾先生所倡导的有代表性的十个论点，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这是顾先生由疑古而提出的最有影响的古史理论。他把《诗经》、《尚书》和《论语》三部书作了比较后认为：“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5〕“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9〕。
     平心而论，对于古史的传说有后人编造的情况，但大多数应该是古人口耳相传的记录。把中国古史说成“层累地造成”，是不恰当的。比如：“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这就不对。据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尚书·尧典》上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①。然则《尧典》中关于尧舜之事在“殷末周初”早已出现，并非《论语》中孔子的编造。再如汉代司马迁作的《史记》，其古史系统比前代不知“放大”了多少倍，但那是在总结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据王国维用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的核查，证明其所记殷代世系基本正确。可见这些古史记载，决非胡乱编撰，“层累地造成”。


     （二）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
     破坏伪史，顾先生首先从“禹”这个历史人物开始。他从《说文》释“禹”为“虫也，从禸”，又释“禸”为“兽足蹂地也”，就推测禹“大约是蜥蜴之类”，“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他从《诗经》中的一句话：“禹敷下土方”，就说：“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9〕他又引了《尚书》中“陟禹之迹”等文句后说：“禹与夏是毫无关系的。”〔10〕
     关于“禹是动物”，顾先生虽然后来声明“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我们还是要指出：用人名的意义来考证历史，这个方法是不足取的。比如某人名“鹏”，按顾的考证方法，那是一只大鸟；某人名“菊”，那只是一朵花：都不是人。怎么可以如此推论！再说古代对于天神的迷信十分浓烈，西周的国王都称“天子”，如解释为“天的儿子”，那么他们都是“神，不是人”了？至于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不能仅凭一两篇文字或一两个句子就得出结论，要阅读全部有关史料才能下判断，这是个常识问题。


     （三）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
     在夏朝之前有尧舜禅让的事，对此，顾先生曾一再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11〕；“（尧舜禅让）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12〕；“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敢说是墨家创作的”〔13〕。这样，尧舜禅让的历史又被“推倒”和“破坏”了。
     其实，如前所述，《尚书·尧典》中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那么《尧典》所记尧舜禅让之事也应该在殷末周初已开始写作，由口头传说而形成文字记载，因而它绝不是到战国时代才由墨家“造出来”的。再说，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在人类最初的原始共产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比较低下，阶级还没有出现，部落联盟的首领有可能由“禅让”产生。但是顾先生却说：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这样一来，墨家因宣传主义而造出的故事，便成了原始共产时代的史料了。”对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不以为然。接着又辩驳道：“我们知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13〕，把人类初期的原始共产社会一笔抹杀。这显然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五）《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
     老子是春秋末年人，约与孔子同时。《史记》中有《老子列传》，记述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以及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情况。然则《老子》一书当是春秋末年老子的著作。但是顾先生在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后认为：“《老子》的成书时代必在此二书之间”；“《老子》一书的编成是西元前三世纪下半叶之事”〔14〕，亦即在秦朝末年或西汉初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15〕。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成书时代更应在其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的这一考古发现，以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孔子向之问礼的老子所撰，其成书时代在春秋晚期③。


     （六）《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
     《禹贡》记述大禹治水以及当时九州的地理和贡物，其写作时代应该比较早。但顾先生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著作”〔5〕，其主要理由：“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16〕而《尧典》的写定，顾先生认为在“汉武帝时”，因为“汉武帝的政事都与《尧典》相合”〔13〕。
     顾先生的上述主张，在当时已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指出九州的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如《齐侯钟》说成汤“咸有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等等。近年发现西周中期的铜器《遂公》，其铭文已谈到禹区别不同的土地，规定各地的贡赋，再联系《禹贡》中的其他许多事实，学者们考定《禹贡》的写作时代应该在“西周中期”〔17〕。至于《尧典》，科学家竺可桢已考定其天象记载是“殷末周初”的，那么其写作年代也应在此附近。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他作《史记》大量引述古代典籍，其中《五帝本纪》就几乎全文引述《尧典》。如果《尧典》是当时刚刚炮制出来，他会立即拿来引用而不知其中底细吗？这是不可能的。


     （七）《周礼》是刘歆伪造，《左传》为刘歆重编。
     关于《周礼》一书，顾先生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又引钱玄同说康氏的话是“一语破的之论”。然后得出结论：《周礼》“是刘歆伪造”〔18〕。顾先生又曾不止一次地申述：“《左传》是一部很有问题的书”，“为刘歆改头换面之作”〔19〕。“刘歆重编《左传》。”〔18〕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据研究,《周礼》是一部以周代制度为蓝本而阐述政治理想的书，有三百六十余个官职，有儒、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它最初在汉景帝或武帝时由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而《周官》即《周礼》就是其中一部。可知《周礼》一书早已流传，它不可能是刘歆所伪造。至于《左传》，在西汉时有两种传本：一是孔壁藏本，一是民间传本。刘歆对《左传》特别爱好，在《移太常博士书》中曾为孔壁所得《春秋左氏》“藏于秘府”未立学官而鸣冤叫屈，又从人“学习民间私传本《左传》”〔20〕。因此，刘歆不可能“重编”《左传》，做“改头换面”的工作。


     （八）“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
     对刘歆如何编造“五德终始说”的古史体系，顾先生特别有研究。他指出，当时在黄帝之前需要配一位火德的首领。查世系，黄帝之前有神农氏，但神农氏之为火德，未免不像；而炎帝的名字一看就是火德。于是造伪者就把黄帝前一代的神农氏和表示火德的炎帝“合起来”，出现了“炎帝神农氏”一名。此外，刘歆的《世经》还编造了“太昊伏羲氏”和“少昊金天氏”等名，以完善其体系〔19〕。
     上述揭露，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查先秦古籍以至《史记》叙述，炎帝和神农氏是明显的二人。但到刘歆的《世经》编造“五德终始”体系，出现“炎帝神农氏”一名后，两者就“合二为一”了。再如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和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的伏羲氏，本也是互不相关的二人。刘歆为编造体系把二者又捏合为一，造成古史传说的混乱④。过去曾有人为刘歆辩护，说“一切委过于刘歆”，是“今文学派的做法”，刘歆“没有伪造古史系统”〔21〕。这是大可不必的。


     （十）《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
     《孔子家语》一书，历来疑古者多有论述。顾先生对此书进一步作了结论：“《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这是王肃的造伪”，他“假托圣言，造此一书”，“拿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12〕。“王肃的《孔子家语·解自序》上很露出伪作的马脚”，“这个问题，直到清代中叶而完全解决”，“这一宗造伪书的案子就判定了”〔18〕。
     1973年，河北省定县的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一种定名为《儒家者言》，内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22〕。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46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论者评述：“旧说以为《孔子家语》，王肃伪作，今阜阳汉简木牍证明早在西汉初期，已有类似书籍。”〔23〕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对此作深入研究后指出：“从体例来看，竹简《家语》和今本是相近似的。”“王肃当时一手抄辑出这部书，是难于欺人的。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24〕王肃是三国魏人，他伪造的《孔子家语》却在几百年前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已经有了，这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宗判定了的“造伪书的案子”，因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而被拨乱反正了。


     三、疑古思想的成就和影响
     综观上述顾先生疑古思想所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除揭露刘歆为编排“五德终始”的古史系统而伪造“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等首领人物，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外，其他的论点大多无法说通，难以成立，或被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所否定。过去有学者认为：“他们（指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25〕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不够精确：《禹贡》的写作应该在西周中期；而《尧典》的星象记载既然确定为“殷末周初”，那么其写作年代也不会晚到春秋战国。其实，顾先生疑古思想的最大成就，应该是对刘歆关于“五德终始”古史系统编排和伪造的揭露。这个愚弄人民的古史系统，确实是很荒谬的。
     必须指出，由于古史辨派长期以来的过分疑古或极端疑古，因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其一，把古史搅成一片空白。按顾先生的疑古理论，中国古代禹以前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尧舜禅让的事迹是战国时代墨家编造的，神农、黄帝都是想象中的人物，于是他论述说：“试问唐虞是什么景况，实际上只有漆黑一团！”“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26〕“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5〕这样，顾先生在疑古思想指导下，把东周以前有关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夏、商以及西周的历史，一刀全部砍去。对于这种做法，当时学术界如王国维、张荫麟等人曾不断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人当面对顾先生说：“你们再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10〕可见这种疑古的考证给古史研究带来的危害。
     其二，造成大量古书的冤假错案。前已论述，顾先生认为《孔子家语》系王肃伪造，但在王肃前几百年的西汉墓葬中已有此书。可见这是一件冤假错案。《古史辨》第四册有罗根泽《〈孔丛子〉探源》一文，论定《孔丛子》是“伪书”。现在李学勤先生对该书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后认为：“《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24〕可见这又是一件冤假错案。《古史辨》第六册有唐钺《尹文和〈尹文子〉》、罗根泽《〈尹文子〉探源》两文，论定《尹文子》是“伪书”。现在有不少学者进行辨正，证明“《尹文子》是稷下学者尹文写作的极其珍贵的真书”③。可见这是又一件冤假错案。《古史辨》第四册还有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二文，论证《列子》是“伪书”。目前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辨正。甚为有趣的是，马氏据《列子·仲尼》篇谓“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即论定其“剽取浮屠”。此事日人武内义雄早就指出：“仲尼篇所谓西方圣人，乃道家者流之理想人物，与佛教无关系。”〔27〕今查《庄子·让王》也有“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的话。可见这是又一起冤假错案。此外，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判为“伪书”的冤假错案，还有《文子》、《冠子》、《尉缭子》等。
     其三，不少古籍的成书年代被拖后许多。如前所述，顾先生认为《老子》成书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亦即在秦末汉初。但近年发现在战国中期墓葬中已有《老子》竹简，可知它是春秋末年老子所撰。这样，《老子》的成书年代被拖后二三百年。再看《禹贡》，据考古发现和近人研究，其写作应在西周中期，而顾先生认为在战国，这也拖后了四五百年。至于《尧典》，顾先生认为写定在汉武帝时，而其星象的记载为“殷末周初”，写作时代当亦与此相近。这里被拖后的年代就更多了。古史辨派另有一志同道合的学者罗根泽，他作《〈管子〉探源》一书，把《管子》中的许多论著判为汉代人作，特别是《轻重》十八篇，论定为“汉武昭时理财家作”〔8〕。现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辨正，列出各种证据，证明它们是战国时代的著作⑤。这样，《管子》中许多论著的写作时代也被拖后二三百年。
     其四，一些历史人物和事迹被说成“神”或“神话”。比如治水的英雄、夏朝的开创者禹，顾先生就一再说他“是上帝派下来的神”或“是平地成天的一个神人”〔12〕。受此影响，郭沫若也认为禹“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28〕。范文澜也说：禹是被后世“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29〕。本来，禹治洪水是古代人向大自然开战的壮举，禹因治水有功而被举为舜的接班人，因而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这根本不是“神人”和“神话”。再说黄帝，本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因为其分支繁衍得非常广，后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这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但顾先生却说：“黄帝本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上帝，于是他们（按指造伪史者）就把他从天上拉下来了。”〔12〕黄帝成了“最有权力的上帝”，又被“从天上拉下来”，真是莫名其妙！
     值得欣喜的是，顾先生在晚年不再坚持以疑古作为自己的治学方向，不再“偏于破坏”，而是以考证史事为主，立足于建设，写出大量有扎实功底的史学论文，如《〈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由《大诰译证》修补而成的许多有关周初史事的论文，大多刊于《文史》。他还因抗战时期移居西北，得知许多少数民族的习俗，用以论证古史，写成《史林杂识初编》这本很有用的历史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香港史学家许冠三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称顾先生是“始于疑终于信”，最后二十年“完全以立为宗”，“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30〕。对顾先生的转变予以充分肯定。


     中国历史上的疑古思潮，如果从南宋算起，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可见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古史辨派则是把这股思潮更发展到极端。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拘束。”“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31〕这是确实的。比如《古文尚书》当作“伪书”，这虽是古史辨派的前辈造成的冤假错案，现代学者已有许多著作和论文进行辨正⑥，但学术界的各种媒体仍不敢报道，不敢转载，不敢摘引，他们要观望，要慎重。听说有的编辑这样认为：“既然《古文尚书》过去已经定案，今天再不宜讨论。”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疑古时代的束缚。看来，要“走出疑古时代”，还需经过长期的多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