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仁愿及《刘仁愿纪功碑》
1.关于刘仁愿纪功碑
　　如上所述,《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刘仁愿立传,其事迹只有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得其端倪。虽则如此,对于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前的事迹,《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亦缺少记载,故据此传记无从知道。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以下简称纪功碑),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沘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20世纪初，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总督府曾对当时朝鲜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査统计,并将重要的古迹拍照,编成《朝鲜古迹图录》一书。该书第二册即收录了当时纪功碑身首异处、弃置荒山旷野的图片。值得庆幸的是,现韩国扶余市文物当局已将纪功碑接合维修,并移至该博物馆大院,设置围栏、碑亭加以保护,此不仅有利于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也为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了形象的实物资料。据研究者调査考订,纪功碑碑高237.9㎝,厚30.9㎝,宽133.3㎝。 螭首高113.6㎝。碑文字径2.42㎝,楷书。题额字径6㎝,篆书阳刻,无撰刻者姓名。全碑共有34行,每行69字；现第20行内文字可以判读,第21行有18字能够判读,第22行以后的绝大部分文字不能够判读[③]。因此碑远在海外,长期以来,中国历代学者多未闻知,故现存《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史书均未有提及或征引。韩国现存最古的史书,高丽时代人金富轼主持编纂的《三国史记》一书也不知何故,未见提及？同时,清代嘉庆中叶之前历代的金石集录,唐文总集类书籍亦未见任何著录[④],故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知。
　　根据清人潘祖荫考证,以及目前学界通行的看法,《纪功碑》作成于663年百济复兴军灭亡之后[⑤]。朝鲜宣祖(1568～1608)之孙李俣编著的《大东金石目》书中,认为碑文是刘仁愿自书,但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⑥]。当然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刘氏贞观年间作过弘文馆学生,而弘文馆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练习书法；招收学生的标准也是“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⑦]当时书法名家亦常常亲临指点。可以认定,刘仁愿可能对书法有兴趣,也曾有过书法专门训练的经历,故书法水准当不会低。另外,笔者以为,纪功碑文极可能是出自刘仁轨之手,刘仁轨当时担任熊津道行军长史,检校带方州刺史,他有此能力,又深知刘仁愿的家族史,以及此前的经历,与百济复兴军战斗期间的具体情况,况且,事实上刘仁轨又是刘仁愿的部下,此时其亦非像以后那样大红大紫,故他撰写纪功碑文的可能性最大。
　　如上所述，朝鲜宣祖之孙李俣,在其所编《大东金石目》书中,首次录有纪功碑文拓片(少许)及简单的批注。清嘉庆十九年(1814)编竟刊行的《全唐文》1000卷,其中卷990阙名31收录了此碑。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名家刘喜海(字燕庭)撰有《海东金石存考》一卷,该书对纪功碑有简单的考证；光绪年间始刊行同氏所辑《海东金石苑》一书,其卷1录有该碑,并附有刘氏所写跋文[⑧]。此后,朝鲜总督府编辑的《朝鲜金石总览》上册,《韩国金石全文(古代)》,《百济史料集》,《译注 韩国古代金石文》等书中均予收录。日人葛诚末治《朝鲜金石考》、《朝鲜金石文》两书,以及胡口靖夫《鬼室福信和刘仁愿纪功碑》[⑨]文中均专有论考,只是论述的重点并非刘仁愿本人。纪功碑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这样,其前半部分,就成为学者研究刘仁愿赴百济之前事迹的最权威资料,弥足珍贵。下面即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它的零星记载,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作一考述。
2.刘仁愿的身世及经历
　　有关刘仁愿的身世,《纪功碑》记曰：“君名仁愿，字士元,雕阴大斌人。”依据碑文的记载，自北魏末年起，刘氏的先祖就居住塞上，进而成为塞北有名的豪族大姓。
　　高祖□□,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徐州大中正,彭州穆公。属魏室不纲,　朱陵虐,东京沦丧,□□西迁,陪奉　舆,徙居关内。寻除镇北大将军,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绥州刺史,因官食封,仍代居之。□鼓□□之,□北州之望。曾祖平,镇北大将军,朔方郡守,绥州刺史,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彭城郡开国公。祖懿,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摠管,□州刺史,□□郡开国公。父大俱,皇朝使持节(因)同、绥二州摠管,廿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寻迁都督,左武卫将军,右骁卫大将军,胜、夏二州道行军总管,冠军大将军,镇军(北)大将军,上柱国,别封彭城郡开国公。


就是说,刘仁愿祖上西魏时代即徙居关中,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代,镇守北部边防,并建立功勋,成为一方豪杰。其父刘大俱,现存唐史史料中,此人事迹不见于载；只是成书于中唐的《元和姓纂》一书卷5中,在谈及刘氏雕阴一系时稍有涉及,载云:“唐左武大(依据上引碑文，‘大’疑是‘卫’字)将军,绥州总管,义成公大俱。”为西晋时代“右贤王豹之后,绥州代为豪酋”[⑩]。显然,其记载与上引《纪功碑》稍有差异。也就是说,刘仁愿的祖上有可能属于匈奴族。
　　贞观中期,刘仁愿因“地因膏腴，门承勋业,令闻之誉,佥议攸归”,起家为弘文馆学生,随后被选为右亲卫“膂力□健,胆气过人”曾经随唐太宗出巡外地“手格猛兽”,受到唐太宗的赏识,特受恩诏“入杖内供奉”。后参与贞观十九年(645)的征伐高句丽战争,因战功受到唐太宗的嘉奖,“超拜上柱国,别封黎阳县开国公,擢受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压领飞骑于北门长上”贞观二十一年(647),任行军子总管,随英国公李绩经略薛延陀,并迎接车鼻可汗,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改授右□卫郎将, 依旧□□供奉”[11]。二十二年(648),任行军子总管,经略辽东；同年,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唐高宗永徽五年(653),任葱山道行军子总管,随卢国公程知节出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军无功而还；此次出讨,苏定方[12]为前军总管,可能因为此次共同出征,加深了苏、刘二人之私人关系；同时,由于刘氏的才干,为此后苏定方选拔刘仁愿随军出讨百济提供了可能[13]。显庆元年,刘仁愿被授予左骁卫郞将。此期间,刘氏还作为唐朝廷全权代表,数次前往回纥铁勒抚慰,奔赴吐谷浑、吐藩宣敕,均圆满完成使命。
　　从刘仁愿的官场经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其一,据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载:“武德、贞观世重资荫, 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 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 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刘氏因祖上的功勋官职,先为弘文馆学生,随后以资荫担当唐太宗的右亲卫。以荫袭担当皇帝亲卫,对于武将等家庭出身的子弟来说,可以不经过科举进入仕途,在当时此不失为步入官场的途径之一。其次,因为担当唐太宗的亲卫,使得刘仁愿有机会接近皇帝,展现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其三,刘氏曾跟随当时著名的将领李绩、程知节、苏定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唐朝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无疑为此后在百济从事复杂的军政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冰冰

五、《刘仁愿等题名》中所见刘仁愿的行迹
　　新罗、百济会盟之后,《旧唐书》卷199上未有具体记载刘仁愿的行迹,《资治通鉴》卷201,《册府元龟》诸史书亦未见载。《三国史记》卷6只载刘仁轨率新罗、百济、倭、耽罗使者“浮海西还,以会祠泰山”。刘仁愿是继续留在百济,还是不久亦回到唐朝,单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似乎难以得到明确的答案。那么,刘仁愿此时的行迹到底如何呢？
　　很少为研究者注意的磨崖石刻《刘仁愿等题名》,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
　　《刘仁愿等题名》磨崖石刻位于东岳泰山岱顶仰天洞内。正书,崖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也许是因该题名磨崖石刻刻在洞内,也可能是刘仁愿其人并非著名人物诸原因,宋代以降出现的金石总目,金石题录诸书中,此题名磨崖石刻均未见著录。直到清嘉庆二年(1797)末,署前山东巡抚毕沅名,实际上是当时山东学政阮元具体编辑刊印的《山左金石志》卷11,才首次收入此磨崖石刻。此后,众多的泰山地方志书籍亦依此著录此题名石刻[38],然而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为说明方便起见,抄录如下：
刘仁愿等题名
  
   □□卫将军魯城县开国公上柱国刘仁愿颖川郡夫人陈大
  
  
   □□□出身□□二男怀瓒任弘文馆学生女一人新妇窦二
  
  
   新妇于
  
  
   乾封元年二月十九日上记
  
  
   盟陁排儿高益富吕小陇奉母聂阿稔笙博士沈小奴
  
  
　　应该说明的是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载为“刘仁愿题名”。并记载此题名的出处曰:“岱帖录在岱巅云峯西”,亦未载录题名的最后一行文字,此显然和上引不同。对此笔者暂不多言,留待以后详细讨论。那么,此题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可以归结以下几点。
　　首先,“题名”有相当清楚的题名者名称、题名时间,并结合题名者的官职及其它内容(上引罗、济会盟盟文中,刘仁愿的官职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此当是刘氏官职的简称),是刘仁愿其人题名应该不会错。就是说,此“题名”可以作为论定刘仁愿事迹依据。
　　其次,“题名”有明确的题写年月日,即“乾封元年(666)二月十九日”,这是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如上所述,罗、济会盟后,刘仁轨率四国使者渡海西还,参加唐王朝在东岳泰山举行的盛大封禅仪式。在此之前,唐朝廷诏令“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麟德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39]。唐高宗亦以此年十月丁卯,从东都洛阳出发。经过两个多月,次年正月初一到达泰山脚下的泰山顿,并于初三日登上岱顶。九日，封禅活动达到高潮,改麟德三年(666)为乾封元年,直到十九日唐高宗等才离开泰山。从上述参加官员资格来看,刘仁愿参与封禅仪式当是没有问题,但诏书规定“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恐怕就有一点障碍。是否因为罗、济双方会盟关系趋于缓和,在刘仁轨率新罗、百济等使者返回唐境之后,刘仁愿安排好熊津留守军内部事务,并在唐朝廷同意的前提下,带领随从同赴泰山？“题名”记为二月十九日,即唐高宗离开泰山后的一个月,此时唐高宗早已结束泰山封禅活动,正在前往曲阜孔子故乡的路上。如果说刘仁愿按照正常的程序,参加封禅仪式之后,他理应尽快返回百济留守军本部。因为刘仁轨返回唐境后,时任熊津都督的扶余隆亦再回唐境,并于二月二日受唐高宗的差遣,以司稼正卿的身分,前往曲阜“以少牢之奠,致祭先圣孔宣父之灵”[40]。此时唐留守军处于无人统领之状态。或许因为出发时间过于推后,以及航程及海路的缘故,刘仁愿到达泰山时,盛大的封禅仪式已经结束,故只能和前来等候的夫人子女等见面。这对刘氏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故带领家人及随从登上泰山,目睹这里不久前发生的唐王朝建立后首次告天封禅的遗痕残迹,心中的滋味估计只有他自己清楚,这就为他在仰天洞题写“题名”提供了可能。还有,如果刘仁愿正常的参与了封禅活动,他似乎是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因为参加这次封禅的文武官员、域外使节、皇亲国戚人数众多,至少清代乾隆末年以前可以看到的,除过二月一日、□月十五日刻于仰天洞西的宫府寺丞“王知慎等题名”(包括检校造封禅□御作布政府,行宫门整备大使,内府监主簿王知敬),西台主书□都尉王行直、冯承素、孙表□等“题记”,以及奉勅投龙璧于介邱(即封础埋玉之事)者一人题名外,题刻在仰天洞内的就只有这件“刘仁愿等题名”[41]。


[30] 《日本书纪》卷26齐明天皇6年(660)十月条载:“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人,今美浓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载曰:“至六年(660),福信徒党渐多,侵取江东之地, 熊津汉兵一千往打贼徒,被贼摧破,一人不归。……”。此两书所载可能为同一件事,但唐军损失的渠道、方式、数量却不尽相同,亦可能有夸大等成分,但无疑都说明唐留守军在战争中兵员的减少。
[31] 《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
[32] 参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台北)《中韩关系史论文集》,1983年。
[33] 黄清连氏引用《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百济》“百济诸城皆归顺,孙仁师与刘仁愿等振旅而还。诏刘仁轨代刘仁愿率兵镇守。乃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以及《扶余隆墓志铭》等史料记载,否定《资治通鉴》卷201中以扶余隆为检校熊津都尉的记载, 此说极是。扶余隆何时被授熊津都督？《旧唐书·刘仁轨传》云:“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辑其余众。”《新唐书·刘仁轨传》载其事于刘仁愿等返回唐都,刘仁轨上奏唐高宗谈及唐兵募诸问题之后,唐高宗因为看到刘氏的奏文, 才勅令刘仁愿返回朝鲜半岛, 故与上引《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并不矛盾。就是说,扶余隆被授熊津都督是在麟德元年(664)十月之后。但是,不能因要证实扶余隆被授予的是熊津都督, 而非熊津都尉, 就否认此前《资治通鉴》记载刘仁轨龙朔三年(663)十一月至麟德元年十月间担当检校熊津都督之事实。
[34] 刘仁愿等人动身返回的日子约在龙朔三年(663)十一月中旬。周留城战斗结束后,罗、唐留守军从十月末起发起任存城之役,可能到十一月中旬结束战斗。刘仁愿返回唐朝的时间最早当在此时(十一月中旬)。参(韩)郑孝云,《对于天智朝的对外政策的考察》,《韩国上古史研究》总第14辑,1993。
[35] 黄清连氏引用《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的记载, 即五月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进而说明刘仁愿“当以龙朔三年九月至麟德元年二月稍前在中国为较有可能”。但黄氏没有考虑刘氏从唐朝到百济留守军驻地的往返里程及时间,就是说,刘氏二月根本不可能返回百济留守军驻地。当然,刘氏此年五月到达百济,从时间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36] 拜根兴《新罗文武王代的对唐交涉》，（韩）《新罗文化》总第16辑1999年。
[37] 《旧唐书》卷199下《东夷传·百济》。文中括号中的字,是笔者校订《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的记载后,指出其中相异之字词。参《译注 三国史记》(1),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96年版,第76页。
[38] 如(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无名氏《宝刻类编》,(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以及清代乾隆末之前的金石总目、金石著录、泰山石刻等书,均未见提及此题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著名金石学者前山东学政阮元,奉山东巡抚毕沅之命,组织人力,收集山东历代拓本,或亲临考察,或分遣拓工四处跋涉拓印,经过两年余时间,编竟《山左金石志》24卷,并于嘉庆二年(1797)年刻版付印(即今可看到的“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栞版”)。该书卷11中,即首次收录了刘仁愿等题名磨崖石刻。此后(清)《山东通志》卷152《艺文志·金石存目》,《泰安县志》,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萧儒林《重修泰安县志》卷13《艺文志·金石》,缪荃荪《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4,法伟堂《山左访碑录》卷3《泰安府》；民国时代孟昭章《泰安县志》卷11《金石志》诸书均有著录。
[39] 《唐会要》卷7《封禅》。
[40] 《全唐文》卷15《祭告孔子庙文》。
[41] 参上引(清)毕沅、阮元编,《山左金石志》卷11。
[42] (清)孙星衍,《泰山石刻记》将其附在金代题名之后,名之为“高益富题名”；另外,清人武亿有相同的看法。


这篇文章很长，贴出辛苦，非常感谢！

有关刘仁愿的研究成果很少，贴出这篇论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