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当代教育领域中的不公现象，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浮现出来：许多在幼时亲身经历过教育不公和打压的个体，一旦成年后却很少关心新一代青年群体正在遭受的类似困境。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来看，教育在阶级社会中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利益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工具，通过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不断固化着阶级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体系在表面上提供上升通道，实则通过学区房制度、重点学校机制、城乡资源落差等方式，构筑起一道无形的"阶级护城河"。
更深刻的是，教育本身经历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过程——本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却被异化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批判性与创造性。
阿尔都塞发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进一步指出，教育通过灌输主流价值观，使被压迫者自愿接受不平等。那些曾在幼时遭受教育不公的个体，往往被系统性地引导将自身经历归因为"个人努力不足"，而非结构性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化，有效地削弱了他们对系统性不公的批判意识，为成年后的沉默埋下了伏笔。
成年后的沉默更源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个体步入成年阶段，面临房贷、育儿、职场竞争等现实压力时，适应现有规则往往成为最"理性"的生存策略。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挑战教育体系可能被视为对自身脆弱地位的威胁。这种物质条件的制约，迫使成年人优先关注自身生计，而非集体利益。
部分通过教育获得一定阶层提升的个体，则可能陷入"虚假意识"的困境。他们将个人相对的成功误解为教育体系"公平"的证明，却忽视了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特权。这种虚假意识使其不自觉地成为体系的维护者，而非批判者。
再加上教育不公作为一个庞大且自我复制的系统，容易让人产生"无法改变结构"的无力感，进而选择沉默。
马克思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教育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要求打破教育作为阶级再生产工具的异化状态。成年人的"沉默"揭示了系统性的压迫机制，但改变并非不可能。
至于怎么改变，这个嗯，不好说。（唯一不好说讲述者）